托夫勒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也会有相应的“毁灭方式”。十八世纪的军事理论一度以防御优先，但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式战争改变了这种论调。在1914-17的几年中，双方数百万军队长时间地困在战壕中比拼耐心，几乎成就防御主义的“垄断地位”,但德军的渗透战术以及英军的坦克突破等军事革新，轻易就瓦解了防线（WarandAnti-War）。
海湾战争的军事分析家佩里·史密斯(PerrySmith)则认为：“技术的发展能让我们在不牺牲士兵性命的前提下摧毁一个军事目标的关键部位,而且也不必完全摧毁整个目标。我们只需要阻止敌人的发动机转动,或者破坏控制开火的计算机系统,就可以造成敌方的瘫痪”（WarandAnti-War）。
显然,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技术,带来新的战争形式,使得战争可以继续进行。在后现代战争时代,老式的屠杀观念必然向新观念过渡,相应地,也必然有后现代战争的军事战略理论来应付战争的异质性特点。
无论如何，以战争的难度来否认战争的可能性，对于人类创新能力来说，简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藐视。何况，对于中日两国来说，从钓鱼岛到东海大陆架，从战争认识到台湾问题，从经济竞争到食品安全，有着太多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关键时刻都有可能成为剧变的引线。“战争如同爱情，总能找到自己的路”（Warislikelove,italwaysfindsaway），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说到了点子上。
我们为什么不敢谈“日本威胁论”?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尽管当今中国民意“抗日”情绪高涨，但却很少能形成系统的、并且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日本威胁论”。
一面是西方与日本大唱“中国威胁论”，从利益和安全关切看，中国的确对他们构成了至少是潜在的威胁。而另一面，我们却如同鸵鸟一般，在讷讷自辩的同时，甚至羞于提及“日本威胁论”或“美国威胁论”，或者在慷慨激昂的口水抗日之外，对日本疏于进行冷静的研究和防范。
“日本威胁论”在中国舆论中的缺席，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一人为刚万夫柔”的惯性依然存在，军国大事仍是“肉食者谋之”，而“肉食者”为了自己的饭碗，民意未必能成为其“谋之”的动力，热点便也未必能成为其“谋之”的焦点。
其二，看似汹汹的口水抗日潮，多是情绪之浪花，其实质一言以蔽之：蔑视日本。而历史已经证明，在“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下，重视日本、研究日本往往被当作多余的琐事。
其三，在国际社会依然奉行丛林原则的同时，我们中国人对战争的认知，却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田园牧歌般的浪漫主义憧憬中，甚至还在骨子深处，保留了点宋襄公的遗风，真以为在国际生态和国家利益争夺中，还有什么正义之类的所谓普世原则。实质上，这就是一种绥靖心态。
与带有狩猎色彩的西方文化将战争视为社会常态相比，中国的农耕文化把战争看做一种恶、而将和平当作社会的至善（UniversalLaw）。中文里，“和平”侧重的是协调（Harmony）和宁静（Tranquility），而英、法文中的“peace”更多指的是“同意停战”（AgreeingTostopAConflictOrWar）所带来的愉悦（ThejoyAtTheNewsOfCease-fire），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
西方人崇尚着“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定地认为战争虽然破坏和平，但也缔造和平。中国人却时常静静地等待敌人下一次不知道何时发生的入侵。尤其是自宋以来，中国人加速地失去了性格中刚烈的部分，并形成了和平主义的、偏安式的、鸵鸟型的战争观，一如面对妖魔只能念经的唐僧，无谓地进行正义非正义之辩，并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的防御立场和受难经历就能代表正义，并且正义必胜。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这样有见地的、赤裸裸的直指国际秩序核心的想法，即便出自我们的敌人之口，至今亦值得回味与咀嚼。
中国的基于道德和正义的战争观，实在很需要下载些西方基于利益的战争观来进行升级，才能超越那些被虚幻的词句所遮掩的不切实际的道义优越感。从《水浒传》到《亮剑》，中国至少在荧屏实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亮剑”精神，至少表明了新一代更加现实和阳刚的处世态度。
备战并非好战，春秋无义战，奈何又不得不战，这就是国际社会丛林原则下的人类宿命，也是同处东亚的中日两国的宿命！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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