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爱恨情仇的历史中,骨子里依然是“利益”二字。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被“一山难容二虎”的国际政治宿命所困,继续扮演着“远交近攻”的零和游戏的悲剧角色。
日本成了中国人的“移情寄托物”?
甲午战争以降的一百多年,日本不仅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更深深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人心理的筏门。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中国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与愚昧,所以要以日本为师,变法自强;日俄战争中貌似强大的俄国惨败,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立宪制度的伟力(当时大国中只有中俄两国是君主专制的“灯塔”,两国为此还曾惺惺相昔过一段时间),推动了立宪,乃至共和革命;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放手一搏,以铁血牺牲换取了1945年的重新崛起:一洗百年耻辱,跻身世界五强。
镜鉴之外,“日本”和“日本人”这两个词,已经融入了中国人主流语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似都对“日本”和“日本人”有着自己深刻的、坚定的见解。我甚至于常常想:如果没有日本的话题,中国人的生活会不会单调?如果没有日本这个被诅咒的对象,中国人的心理会不会失衡?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卧榻之侧的劲敌,中国人还会不会将“冒着敌人炮火前进”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写进国歌、日日吟唱?
对于国人强烈的仇日心态,我一贯对口水抗日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对“师夷长技”持热切的期盼态度(参见拙作《油彩下的历史脸谱----琐谈对日史识之病》,本刊2008年3月下)外。如今看来,这种仇日情绪于国于民未尝不失为一种心理诊疗手段。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这样一个假想敌的真实存在,或许能有效地凝聚民心士气,弥合乃至转移内部矛盾,多少减轻些内部摩擦。管理学有所谓的“鲇鱼效应”,日本就是可以用来时警醒民众的“鲇鱼”,起到忆苦思甜的作用。
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口水抗日的功用或许更在于能极大地宣泄个人的不平心态,尤其在这个风云激荡、容易积郁的改革年代,有利于心态的调整。
我曾从ABC电台的访谈节目中,听到一个独特的点评:戴妃葬礼上有很多人哭泣,其实并非为她落泪,而是为自己伤怀,他们内心需要借助一个名人(象征性符号)的死亡,来发泄自己忧伤的心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媒体在报道一个大灾难时,很多人内心反会受到安慰。言辞上激烈抗日的人,究竟是真想对日抗争,或许只是感时伤怀而已呢?
国家竞争,固然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冷静,这和近身肉搏需要气定神稳的道理是一致的。日本作为我们的“全民公敌”和“移情寄托物”,给了我们难得的全民认同的宣泄口;而日本作为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未必是变革年代所独有的心浮气燥。
进一步看,即使民意只是寻找宣泄的出口,但一旦汹汹成势,就能裹胁政策,再加上政府对民意浪潮的本能的规避或有意识的引导,其势必更为汹涌,最终形成国家意志的宣泄。中日民间的敌对情绪,在考量中日之间冲突的必然性以及可能达到的烈度时,是一个不能被漠视的重要向量。
后现代战争是否可能?
中日百年情仇,到如今的核毁灭+信息化时代,“冷”竞争还有可能成为“热”战争吗?
一些西方学者的确认为,战争作为一种强迫服从的工具,其意义在核时代大大降低。“后现代战争里没有赢家”,因为“后现代战争卷入了太多的冲突势力,主战方的算计和意图不再有决定性价值”(参见安贝托·艾柯(UmbertoEco)演讲:《古典战争与后现代战争》,《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而战争参与方的算计、意图和意志,一直是克劳塞威茨军事理论的核心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