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据古籍文献的记载以及出土文物的考察，华人移居印尼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也就是说，远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华人就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了。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分布在一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上，出售从中国运来的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等货物，收购当地出产的香料、药材、珠宝等土特产，并将中国先进的种植、养蚕、酿酒、制糖、制绢、冶练、铸造等生产技术和古老的文化传到了印尼，为印度尼西亚生产力的原始开拓、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漫长的一千多年的岁月里，华人在印度尼西亚与当地各民族同甘共苦、和睦相处、息息相关、生死与共，从移民走向定居，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据统计，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约有三分之二属于在当地出生的华裔，其中有43%以上的华人家庭已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了三代以上，有些古老的华人家庭在印度尼西亚繁衍定居历史更达数百年之久。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华裔占该国华人总人口的比例达到80%，绝大多数华人家庭都已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了至少三代。如今，印度尼西亚已成为世界上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度之一，目前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的总人口约为800万，占全印尼人口总数的3.5%左右。其中，95%以上已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国籍，从而使印度尼西亚华人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印度尼西亚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印度尼西亚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国民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是有史可鉴，有目共睹，并得到全世界人民包括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公认和肯定的。但是，印度尼西亚却是世界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排华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度之一。据文献记载，从1740年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的“红溪惨案”开始，印度尼西亚曾发生过许多起大规模的排斥、屠杀、迫害华侨华人的惨剧。如1945年11月的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同年6月的文登惨案、8月山口洋惨案、9月的巴眼亚底惨案、1947年1月巨港惨案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印度尼西亚仍经常发生许多较大规模的反华、排华动乱，如1963年3月至5月从西爪哇蔓延到中、东爪哇的排华骚乱、1965年至1967年全印尼性的排华浪潮、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种大小程度不同的反华、排华流血事件此起彼伏，几乎每年都在印尼各地上演。1998年5月，本是一场反对当时印尼总统苏哈托的政治运动也演变成为一场震骇世人的排华暴乱。据不完全统计，暴乱期间，仅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约17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同时发生在梭罗、巨港、楠榜、泗水、棉兰等地的类似暴乱所造成的华人生命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1999年，棉兰华人的数十艘渔船和数十辆卡车被焚毁，5000多吨货物被抢劫；万隆的一家华人纺织厂被焚烧。2000年5月骚乱二周年之际，数以千计的暴徒集结雅加达，对华人商店进行了攻击和抢劫。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命运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与关注。
一
历史上，排华问题的始作俑者是殖民主义者。
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是和平移民。他们或出于通商贸易、或出于躲避灾荒战乱、或出于被拐骗劫掠、或出于追求新生活而离乡背井来到印度尼西亚，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披荆斩棘，流汗洒血，进行开发和建设。可以说，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原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各族人民之间是一种同劳动，共患难，互通有无，友好合作的关系，相互之间并没有根本上的利害冲突。而且，正如印尼前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所指出的，由于移居印度尼西亚的“许多中国商人、工人、手工业者”“不仅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中国的技术和古老的文化”，(《人民日报》1955年6月3日)因而在印度尼西亚岛屿城乡间受到当地人民的普遍欢迎并享有相应的威望。公元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入侵印度尼西亚时，也曾清醒地意识到华人在印度尼西亚无数岛屿的开发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时任荷兰驻巴达维亚首任总督的彼德逊·昆曾在其给上司的信中写道：华人是“辛勤劳动，没有武装，不用害怕的人”，“这个‘新兴共和国’里无论什么民族都可以容纳，但华侨人口必须永远占绝对多数，这个国家才能生存。”(《彼德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卷二，702页)为此，他曾对万丹实施封锁，迫使在当地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劳动的两千多名华侨迁至巴城。彼德逊·昆声称为了在殖民地“攫取更多的利益”，“在世界上对我们最有用的莫如中国人。”他在1623年离职时劝戒其继任者“利用此时印度洋的季节风，派遣舰队到中国沿海去，尽可能把男女幼童掳掠回来。这是最要紧的事。”(MacNair：ChineseAbrood,p.52)为此，荷兰殖民者曾以武力侵占我国的领土澎湖列岛和台湾，进而到厦门、海澄等沿海地区大肆掳掠中国人，辗转运到巴达维亚当作奴隶出售。同时，荷兰殖民者不惜派船舰封锁马尼拉、澳门以及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诱使甚至劫持中国商船前往巴达维亚贸易。
殖民当局训令其官员“优厚接待”“经商的华侨，并大量发给华侨自由入境证，欢迎他们来巴城。”凡来自中国的商船，只要每艘交纳550里亚尔后，“不论其只数多寡，船舶大小，货载贵贱”，一律不加“盘查干扰”。(『荷』鲍乐史：《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中国商船除带来丝绸、纺织品、茶叶、瓷器、铁器等印度尼西亚人民生活必需品外，还带来许多因生活窘迫而不得不移居印尼谋生的华人“新客”。据外国史籍记载，至1739年，居住在巴达维亚城内外的华人人口已达14962人。当时整个印度尼西亚包括巴达维亚在内仍是野兽横行的荒凉未垦的处女地，“华侨担任的工作是酿酒、割草、伐树、挑水、烧窑、制砖、打铁、制造木具、种植蔬菜和培植牡蛎等”。(『荷』费缪伦：《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和1740年动乱》第8页)“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做生意的人，然而他们的手工艺比任何一位(东)印度人都更高明；他们大部分从事于打鱼和耕作，尤其是种稻、种蔗和种玉米；有些人虽然仍以打鱼为业，但主要还在于做买卖。”(约翰.纽霍夫：《东印度的非凡航行和旅行》)也就是说，华侨活动的经济领域囊括了农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等开发建设的各个方面。故而有人赞道：“巴城如果没有华侨，几乎不能存在。”(弗列格：《东印度群岛史》)因此当时的殖民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华侨，而要使东印度获得辉煌的成就，提供丰富的物资，创造幸福的生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巴城寄荷文牍案卷》1744年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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