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进行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也逐渐膨胀，对内，它不断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实行军事独裁；对外，则不断进行扩张，抢夺殖民地，干涉、破坏他国主权，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扩张活动提供谋略和策划服务的间谍组织也应运而生。

　　1886年，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关乐善堂成立。它是由日本对华谍报重要头目荒尾精在汉口创办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逐步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并以这些城市为基地，把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另一个重要间谍机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设在上海英租界内，成立于1890年，所长也是荒尾精，代理所长根津一，是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

　　这些间谍机构培养的日本间谍有的以外交官、商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有的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他们收买汉奸，四处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作准备。

　　1888年底，一些日本间谍潜伏在施工中的威海卫炮台以及威海卫通向荣成的道路、荣成湾附近，为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作准备。经过长期观察，他们向日本海军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日本对中国开战时，当从荣成湾登陆，对威海卫应采取背后进攻的战术。因为荣成湾面阔水深，沙底适于受锚，无论遇到何等强烈的西北风天气，都可安全锚泊，而且这里位于直隶海峡外侧的偏僻海隅，离威海卫较远，正好拊威海之背。该建议得到采纳，为日军击败北洋舰队起到了重要作用。

　　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清军搜出日军俘虏进攻山东半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炮台、营房、山、河、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目了然。对于日本间谍的活动，张之洞等有识之士十分忧虑，纷纷上书，就反间谍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一是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护日本间谍。甲午战争爆发后，一些日本间谍躲在租界内得到各国尤其是美国的袒护。一些间谍被捕后，也有外国使节为其说情。针对这些情况，应严查间谍，美领事不得袒护。

　　二是主张实行保甲，严惩汉奸。日本间谍往往通过汉奸为其搜集情报。清除汉奸是反间谍的根本所在。

　　三是对百姓实行安抚。很多地方由于年年发生饥荒，再加上战乱、民不聊生，在日本间谍粮、钱的诱惑下有人为了生计当起了汉奸。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仅仅靠严惩是不够的，必须推行奖赏揭发的政策。

　　四是禁止日本人剃发改华装。由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眼睛、头发的颜色一样，相貌相似，只是发式、服装不同，日本间谍在中国往往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很难识别。为此，日本人在中国改华装者应按间谍治罪。

　　清廷曾采纳了一些意见，采取过部分防谍措施，破获了几起间谍案。但从最后结果来看，日本的谍报活动还是取得了成功，而这与清政府吏治腐败、不能严守军事机密、不重视防范间谍有很大关系。

　　在两国关系已十分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政府还为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发动战争作最后准备的实地考察提供大量方便，予以殷勤接待。李鸿章更是视他为座上宾，奉若神明，还请他参观了军工厂、军事设施和军队的操练。更为严重的是，两国交战之时，仍有清政府官员为谋求个人私利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为日本间谍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本军队。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本人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袒护之意。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李鸿章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他们回国。

　　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在中国建立了为数众多的间谍情报机构。如伪满洲国保卫局，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参谋部情报科，宪兵队，警察署的特高科等。另外还有一些“公馆”或“机关”名义出现的谍报机构，如松、竹、梅、兰机关，六条公馆，鲁仁公馆，以及由日本谍报机关直接控制的汪精卫伪政府的特工总部、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新民会中央总部调查部等。这些间谍情报机构在中国招募了大量汉奸走狗，猖狂地进行间谍情报活动，为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战争服务。

　　这些情报间谍机关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被解散。但是在战后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一度销声匿迹的日本情报机关和间谍组织，在美国的扶持下，又死灰复燃，而且其规模大大超过战前，尤其是中曾根首相执政后，不仅亲自过问情报工作，还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改组情报机构，加强情报的综合管理，使日本的间谍情报工作更加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由于特殊的生存条件和历史局限，战后日本的间谍情报机构和系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日本政府、外务省、军事部门、公安厅和警察厅均设有情报机构，民间也有规模可观的商社情报网。在这些情报机构中，没有一个能像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苏联克格勃那样统筹全盘、协调其间并对其他情报机构进行指导。各情报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任务也各有侧重。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为适应其“政治大国”战略的需要，逐渐开始了国家安全情报体制的改革。日本当局迈出这一步，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

　　首先，是受大国欲望的驱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情报工作始终围绕“经济立国”的基本国策，在资源、贸易、金融、科技、人力方面的情报搜集上成效显著。冷战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形势发展变数增多，潜在威胁加大。为了实现其走向政治大国的目标，日本政府迫切需要战略层次的情报，以便把握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保障国家的安全。

　　其次，是日美关系变化的反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一直作为美国的“小伙计”，不仅在安全防卫而且在情报方面对美国有很深的依赖。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基于自身的利益，在对日提供情报方面不再像以前那样“慷慨”了。对于这一点，日本人极为敏感。几年来，美国向日本提供的情报都是一些大路货，有分量的极少，致使日本政府在海湾战争、俄罗斯内乱、朝鲜核武器开发等重大问题上反应迟缓，大国野心与情报小国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于是，在愤恨之余，日本当局痛下决心，构筑自己的间谍帝国。1996年5月，日本国会正式批准成立“情报本部”。这样一来，日本便在原有的内阁情报调查室、科学技术情报中心等谍报机构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情报机构。新成立的情报本部，是由防卫厅和陆海空三军的谍报机构合并而成。它的成立使日本搜集情报的能力大为提高，实现了防卫厅多年的夙愿。

　　联系到前一阵的新疆非法测绘事件，我国新疆测绘局对4名日本公民在新疆艾丁湖非法实施一次性测绘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就在2006年4月，已经有两名日本人在新疆和田进行非法测绘被处罚。对此，国家测绘局负责人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测绘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大量的测量数据是涉密的。加强这方面的监管时刻不能放松。”执法人员发现，被没收的计算机内还有其他省的测绘数据，部分数据已经严重涉密。事实上，外国人来华非法测绘受到处罚的例子在中国不是第一例，其他省市也都依法处理过类似案件。而类似问题在历史上也由来已久。

　　二战期间，在中国全面抗战前的一段时期，日本派出千余人来华非法测绘。由于日本可在中国随意地测绘并校正地图，日本侵华时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国军用地图还要精确。这些地图往往精确到地表的一棵树、一间房，标注尤其细致入微，一些当地人都不知道的小路在日本军用地图上竟然也标注得清清楚楚。今年5月份，又有两名日本国公民以考古为名,在我省一些地市擅自测绘，最终在江西境内被抓获，缴获的资料中甚至标注了部分军事设施的地点以及详细资料！

　　目前在华日资企业数量巨大，几乎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各种日资企业以及挂着五花八门头衔的代表处办事处如雨过春笋般拔地而起。如果日本政府用各种投资为幌子，以经济受贿，诱骗中国官员为辅，利用专业间谍进行各种情报刺探活动，加上外貌相近，一旦中日战争爆发，潜伏的日本间谍再制造各种恐怖袭击，在闹市区释放毒气，甚至是使用放射性武器，那后果不堪设想！

　　是该我们回过头来冷静考虑的时候了，一个人不应该犯两次同样的错误，一个民族犯不起两次同样的错误！不要再重蹈甲午战争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