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本是一句中国古语，用来警喻为人处世要刚柔并济，才有奇效。有意思的是，从政治和战略的视角放大一下，这也是二战中中、苏、美三大国对日本的国策大略。不同的是，有的是用前一句，有的用后一句，有的则两句兼用。用法不同，其当时产生的效果和此后的长期效应也完全不同。细思之下，颇堪玩味。转
日本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同时向中、美、苏三个大国开战的国家。三国各自实力、传统和其他情况不同，应对日本的战略各异，因此也导致日本针对三大国的不同战略行为。这种“不同”的互动，不仅直接影响了二战亚洲战场的态势和进程，还影响了三大国各自对日本胜利的内容和形式，甚至波及今日乃至今后日本与三国的关系。
中国基本是“菩萨心肠”。自晚清以来，中国一直剜肉投股，先让琉球后割台湾，还车载斗量送上巨额银两，希望日本这只中山狼能够填饱肚子，感念大中华的温厚宽仁，从此心生感恩之心不再得寸进尺。谁知到了袁世凯时期，胃口奇好的日本还是提出了“陵迟”中国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虽然个个混蛋，看上去凶神恶煞，但却没有一个敢于招惹日本；谁知到了蒋介石这位当时的中国陆海空军总司令也是畏日如虎，和副总司令张学良一起不战而送东三省。比起蒋、张的空前大方，汪精卫更慷慨，干脆做起了日本人的“儿皇帝”，把半个中国都送给日本。日本人的胃口于是越来越大，直到觉得只有吞下整个中国才算过瘾。日本与中国开战，是不是一开始就有灭亡中国的计划，大可讨论；但若说中国当政者的“菩萨心肠”，极大地诱惑和纵容了日本的野心，从而引狼入室怕不为过。就这样，日本兵的皮靴从东北踏到西南，日本的轰炸机血洗了崇山峻岭的重庆和黄沙漫漫的甘肃。当年晚清王公瞧不上眼的“蕞尔小邦”，已经被中国忍让退避“喂养”成了庞然大物的牛魔王。苏联4年歼灭了900万纳粹正规军，伤亡也不过2000多万；中国14年杀死的日本兵不过几十万，加上俘虏瓦解也不过百余万，而竟然死亡军民2100万，受伤1400万！这巨大的牺牲背后，属于当政者战略失误的因素几何？转自81.china.com
苏联是单一、干脆的“霹雳手段”。日本占领中国后，因为觉得中国不足为虑，遂计划策应希特勒，实现称霸世界的梦想。但到底北下还是南上，日本大本营举棋不定。日本首先对近在咫尺的苏联进行了试探——这也是一般食肉动物对眼前大型猎物的习惯性动作，恰如日本在全面进攻中国前先制造“九一八”事件试探中国一样。在苏德大战一触即发的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开始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日方称谓）地区向苏军进行军事挑衅。斯大林立即意识到巨大的、毁灭性的危险从天而降。这位冷酷而又冷静的统帅，从中国人漫长而血腥的教训里，认识了日本人贪婪而凶残的本性，如果不能一战熄灭日本的北上念头，那么当德国党卫军的坦克炮管抵近莫斯科胸膛的时候，日本的三八刺刀将会毫不留情地洞穿苏联的后背！于是，他派出苏军的中流砥柱朱可夫元帅。为一场边境冲突，而派出总司令指挥的个例于此诞生。非止如此，他还为日本人准备了日军根本没有见过的机械化兵团，和牛刀杀鸡的战术。只有斯大林才知道这小小的、勉强可以称得上战役规模的交战，是怎样与苏联的存亡生死攸关。战斗的过程惨烈之至，数倍于日军的苏军坦克、飞机，横冲直撞狂轰滥炸，日本人终于在残肢断臂、血肉横飞中明白了此路不通，于是掉头冲向太平洋。斯大林和整个苏联都长吁了一口气。
二战后期，法西斯败局已定。收拾完德国，斯大林完全不顾《苏日友好条约》，又一次挥起牛刀。这是一场远比诺门坎之战凶猛百倍的战役。150万大军潮水般淹没了日本关东军。二战始末两次“霹雳”，深远的动机都是一个：让日本人从此胆寒，树立日本对俄罗斯民族的敬畏之情。
美国则是刚柔并济，软硬兼施。自从1853年佩里登陆日本之后，美国就一直瞧不起日本人。但是珍珠港的天崩地裂一下子让傲慢的山姆大叔如梦方醒。和苏联一样，美国最初也采取“霹雳手段”的战略。和中国始终小心翼翼地将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区分开来的做法不同，美国把整个日本从天皇到平民都看成一个罪恶的整体。美军陆军的海报上，一位士兵，一手提着上了刺刀的长枪，一把揉搓着太阳旗；美国空军的海报，则是一双鹰眼俯瞰整个日本列岛——灭此朝食的气概喷薄欲出。而美军太平洋第16特混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的一句口头禅“杀!杀!杀!杀死日本人”，几乎成为整个美军和美国的战争口号。随着对日本本土的逼近，塞班血战日本民众集体蹈海的场景和“神风敢死队”的出现，更让美国人领教了日本民族和日本军人的疯狂。美国人终于明白：这是一个兽性十足的国家，试图用理性的语言感化它不过是中国人说的对牛弹琴。美国接下来的打击格外凶悍：火烧东京、“饿死计划”，招招直指日本死穴。虽然如此，美国的用意仍是“制服”日本，并不是非要杀日本一个鸡犬不留。
但日本的回答是“一亿玉碎”，这让美国一下子陷入怎么办的困惑。于是，1944年，美国政府紧急委托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立即展开对日本的全面研究，以作为对日本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政策依据。在这份名为《菊与刀》的研究报告中，本尼迪克特写到：“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这个“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诡异，“中国的‘仁’是被排斥在日本的观念之外的。‘行仁义’在日本是指杀人越货、强抢明偷”，这是一个政治人格精神分裂型的民族和国家，不能以常理度之。日本精神分析家岸田秀后来也说，日本人的精神分裂症自1853年美国海军上校佩里率炮舰到东京外海叫阵，要求日本开放门户后开始形成，日本遂有两个自己：一个是“外的自己”，一个是“内的自己”。“外的自己”屈从甚至拥抱对手，“内的自己”却是永不妥协。每当“内在”的日本崛起抬头，伴随而来的往往不是和平而是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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