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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膛压火炮的发展ZT
“当前世界上出现了缓和的形势,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中国国防工业的崛起,依靠的是自力更生的方针。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把国防工业搞上去。”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个严冬的某日(天气晴朗),中国东北某试验场,2辆89式120毫米自行反坦克炮(7号车和9号车)正在使用新研制的120毫米全钨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进行寒区低温穿透射击测试。
2,000米外,通过10倍军用望远镜可以清晰地看到5辆坦克,其一为披挂了“接触-5”型反应装甲而显得略微丰满的T-72BM型坦克,其二为T-80U型坦克,还有3辆从59式坦克底盘改装而来的造型怪异的坦克,它们中2辆炮塔外形与M1A1很相似,另1辆则类似于采用楔形炮塔的“豹”2A5。
第一轮射击目标分别为T-72BM和1辆“M1A1”,接到命令后,两道闪电伴随着闷响分别从7号车和9号车的炮口脱出,大地为之一颤,炮口冲击波将两车车体前侧的积雪掀起十几米高。远处白光闪烁,在撕心裂腹般的巨响声中,被洞穿的“M1A1”发出嘎嘶嘶的怪响,其炮塔扭曲而变形。不远处,另外1发动能穿甲弹在剥落T-72BM炮塔前部的反应装甲后,又毫不留情地钻透它较小的身躯,巨大能量造成的挤压使T-72BM的炮塔座圈脱离了车体怀抱。同时,弹体侵彻炮塔后产生了数以千计的灼热破片,并在车内肆意喷射,随即诱燃了车内的油气混合物(这就是常说的“二次效应”),一团黑红色的火焰趁势从炮塔座圈与车体间空隙弥散出来,慢慢吞噬着坦克。
随后进行的射击试验中,所有靶车均被击毁,无一幸免,放入各车内不同位置上的18只动物(猴子、狗和羊)也七窍流血全部死亡,车上的仪器也均遭到不可修复性毁坏……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继研制成功多种结构装甲(主要有复合装甲、屏蔽装甲和反应装甲),并广泛应用到现役和在研的主战坦克上。这类装甲的采用使得现代主战坦克的防护能力大为提高,并有令各类武器所发射的破甲弹完全失效的趋势。而当时我陆军部队拥有的反坦克导弹和反坦克火箭筒的战斗部全部为破甲弹,在冷战的酷寒中,面对随时可能从北方蜂拥而至的数千辆安装复合装甲的T-72,这些破甲弹几乎无能为力。一时间,反坦克作战的危机像一块巨石压得我军装甲兵和炮兵几乎喘不过气来。
经过反复论证后,科研人员认为克服上述危机的有效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反坦克火炮,特别是高膛压火炮(特指常温膛压的静标铜柱测量值在302.3MPa以上的火炮)。这是因为高膛压火炮发射的高初速动能弹(高密度长杆脱壳穿甲弹)对装甲车辆射击时,基本上可以不受复合装甲、屏蔽装甲和反应装甲的影响。
众所周知,动能穿甲弹的炮口动能和动能利用率是决定其穿甲威力的两大要素。炮口动能是穿甲威力的基础,它和影响火炮内弹道性能的各种因素有关;动能利用率,是指弹丸在一定炮口动能条件下最终所能达到的穿甲效果,而它主要决定于弹丸的技术水平。炮口动能和初速的平方成正比,在合理的弹重条件下,千方百计地提高初速就是提高炮口动能。对于弹形好、在飞行过程中速度损失小的脱壳穿甲弹来讲,初速的提高还可以使其对目标的有效穿透距离以及直射距离大大增加。因此,提高初速和炮口动能对于提高穿甲弹作战性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提高火炮膛压和改善膛压曲线则是增大初速和炮口动能的有效措施。
经过试验证明,高膛压火炮通过发射钨(铀)合金长杆弹无论是对间隙装甲还是均质装甲都有很强的穿透力。另外,尽管现代坦克的装甲倾角不断增大,但高速长杆脱壳穿甲弹对大倾角实质上不敏感,即使装甲倾角在75°左右(最佳倾斜角度),亦能有效贯穿装甲而不至产生跳弹。例如曾认为防护性能一流的采用大倾角装甲的美军M1坦克,就有在众目睽睽下被1发105毫米脱壳穿甲弹毫不留情击穿正面装甲的尴尬场面。举世公认的英国“乔巴姆”装甲防穿甲弹性能不如防破甲弹的例子更足以说明这一结论。于是,动能穿甲弹逐步成为了各国坦克炮和反坦克炮重点发展的主要弹种。
从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用短短12年的时间,取得了100毫米高膛压反坦克炮系统和120毫米高膛压自行反坦克炮系统等重大科研成果,使得我国在高膛压火炮研制方面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认真地总结这个过程和经验,无疑具有很大意义。
世界上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自60年代中期就陆续展开高膛压火炮的研制,他们比我们早动手近10年的时间。所以,尽快研制出高膛压火炮和配套的穿甲弹种,以大幅度提高我军反装甲能力,成为当时国防工业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我国加快了大口径坦克炮的研制步伐,并于70年代初研制成功120毫米坦克炮(用于122“三液”坦克样车),但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该火炮膛压较低(仅为318.7MPa),威力提高有限,在122坦克下马后,仅停留在样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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