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访大陆，最容易勾起人们对几十年伤心的内斗历史的回忆。那么，这是第三次国共合作吗？这样说好像又早了一点。
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但是只是第一次才是最货真价实的国共合作，那是因为有孙中山。当时的国共两党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床，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时都是朝气勃勃的政党。
两个党虽然当时都是在野党，但情况却大为不同。国民党是国会里头的第一大党，无论是理论影响，组织影响都是其它党派无法比拟的。而当时的共产党在国会里头连一个席位也没有，是个彻彻底底的在野党。按照现代人的选票游戏规则，这两个力量如此悬殊的党是没有理由要合在一起的，在国民党看来，共产党力量无足轻重，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但是，在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之下，这两个党就是联合起来了。
孙中山找上共产党不是瞎碰，也不是偶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头本来就具备社会主义的因素，“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就是最好的注脚，所以俄国劳农革命产生的苏维埃政权对他有吸引力是一点不稀奇的，“扶助农工”就是孙中山头脑里头最初版本的“中国苏维埃”。可惜孙中山死得太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版本的续集会是什么样子。当时的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充满期望，认为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中国早晚会成为第二个苏联。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国际向黄埔军校派遣军事顾问的原因，也是蒋经国到苏联留学的原因。
孙中山不是个暴力主义者，他年少时还是康梁改良主义的崇拜者。正是戊戌维新失败，六君子菜市口被斩首，才使孙中山对清庭彻底失望，从而走上暴力的道路。
民国成立，大功告成，孙中山以为可以解甲归田了，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被骗。为了南北统一，孙中山让出总统位置，放弃一切权力，自己宁可去当个铁路工，以换取袁世凯对共和的支持，但得到的是被袁世凯通辑和驱逐出境，得到的是袁世凯登基当皇帝。接下来，又是北洋军阀要废除宪法，张勋要复辟。孙中山是个标准的书生型革命者，他一副热心肠，以为别人也同样是一副热心肠。在多次被耍之后，孙中山终於明白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那些自私阴险狡诈的军阀政客的身上，要团结一切拥护共和，拥护民主的势力，建立自己的武装，重建民国，统一南北。这样，共产党就是孙中山的首选了。
到1925年孙中山再次北上谈判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赤手空拳了。他有了黄埔军校，有了广东根据地，有了几万精兵。这次谈判其实是”先礼后兵”----如果你再耍滑头，我孙大圣就要发兵了。可惜，孙中山这一去成了永别。没有亲身领导北伐战争，是他终生的遗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真正含义其实就在这里。
第一次国共合作因孙中山而实现，也因孙中山去世而终于瓦解。作一个假设，如果孙中山晚死十年，中国的现代史就会不一样。
那时候，鸽派人物都是不吃香的。国民党的鸽派领袖廖仲凯被同党暗杀了，共产党的鸽派领袖陈独秀被同党定为”叛徒”，踢出家门。再作一个假设，如果当时鸽派得势，由廖仲凯陈独秀掌舵，那么国共合作还可以维持，尽管不会象孙中山时代那样辉煌，中国的现代史也就会不一样。
於是，历史教科书就由鹰派人物来轮流修改了，让后来人看得糊里糊涂。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相信“枪杆子里头出政权”的人，於是就没有什么“坐下来谈谈”的机会了，一切由机枪大炮来发言。这一打就是几十年，如今两人都已经乘黄鹤西去，还留下个摊子由后人收拾。至於坊间流传的两人到垂暮之年有重新合作之意，大概只可以理解成“鸟之将死，其鸣究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不可以认真看待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却是相当勉强。其时，国民党已经是执政党了，共产党是被追剿的非法组织。
借用西安事变，共产党在政治上赢了一大票，成了自由自在的合法势力。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国民党亏了，共产党赚了。国民党只赢了个“全国服从一个领袖”的面子，却为“既生瑜何生亮”的共产党解了围。共产党只需要把红军改个名，为”八路军“，”新四军”，只需要名义上取消陕甘宁边区，行政上隶属于陕西省，实际上毫发未损。共产党获得了自被取缔以来的合法地位，不再被围困在陕北，靠南泥湾”低科技经济开发区“的红薯过日子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走，共产党势力可以进入山西，河北，地盘猛然扩大了几倍。共产党可以在延安设馆授徒，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奔赴延安，为日后共产党全面夺权准备了充足的干部条件。蒋介石当然心中老大不高兴，但是在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巨大民意面前，也只好喝下这杯苦酒了。
在共同对付强敌日本的背景下，这个神离貌又不合的国共合作居然维持了将近十年。
张学良触犯了龙颜，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尽管张学良事后赴南京请罪，从南京到台北，几十年尽其犬马之劳，但蒋介石始终不能原谅他。张学良事件完全暴露了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和狭隘心肠，光从这个事件来看，蒋介石就不是孙中山的合格接班人----孙中山是绝对不会用这种手段来对待一位忠臣的。当然平心而论，蒋介石的做法跟别人相比，也只算是小巫见大巫，这也是中国特色吧？
经过这一事件，张学良万念俱灰，被释放后就远赴美国夏威夷，从此再也不回台湾。尽管家乡千呼万唤，张学良就是不踏进中国大陆一步。他不愿再插手国共纠纷，宁可在这个风光旖旎的热带小岛上，跟赵四小姐终老一生。
抗战胜利后国共有过短暂的共舞。重庆谈判，是蒋介石毛泽东这两位鹰派巨头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面对面的“煮酒论英雄”。抗战中的巨大付出，使全国民心向往“安定团结“。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派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是主动的一招，蒋介石死要领袖面子，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处於被动。但是重庆谈判完全说不上是国共合作，因为双方各有打算。其时，国民党回南京重整朝纲，准备再来一次”剿匪平天下“，而共产党已经派林彪到东北建立地盘，重庆谈判只是国共的“一夜情”，是大戏开幕前的小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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