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当选台湾下一任领导人后，有关马英九与北京未来的互动，各方均有许多评论。笔者之前曾有评论认为，马英九上台，对北京一则一喜，一则一忧。所谓喜，乃指由于马英九的一中坚持和务实态度，马英九时代的两岸关系至少不会象陈水扁时代那样风云激荡；而所谓忧，则指由于马英九坚持“中华民国主体性”和“对等、尊严”，两岸关系的一系列死穴和深层问题将从浮上表层，因此必将对北京的对台政策，以及北京和马英九双方的政治智慧和技巧构成挑战。

　　两岸关系死穴将凸现

　　但客观地看，两岸关系死穴在马英九时代凸现，从某种程度上反倒是好事。众所周知，过去若干年两岸关系之所以风云激荡，既有台湾内部本土化基础上，一部分极端分子利用这一点操弄族群、追求“法理台独”的因素，同时北京对台政策的僵硬事实上也成为“法理台独”手中的筹码。因此，如何抽掉“法理台独”的社会土壤，适度回应台湾民众在主体尊严方面的合理诉求，同时从两岸政治框架上确立两岸长期互动的基础，终将成为两岸关系中绕不开的环节。马英九既认同“九二共识”，但同时也具有台湾主体意识和“中华民国情结”，因此未来北京与他的互动，正好可以找到一种新的探索模式。以传统、保守的眼光看，其间充满艰难和风险；但若从宏观、自由的眼光看，这一探索若能成功，正好可以解决两岸关系中长期的死穴。

　　两年前，笔者曾提出两岸关系三个阶段的设想：第一阶段：从零六年到零八年，亦即在台湾领导人选举前，大陆必须与台湾国民党与民进党候选人，就“一中”原则进行沟通与磨合；第二阶段：从零八年台湾领导人选举结束到二零一二年或二零一六年，两岸必须就“一中”原则的确立和两岸政治框架互相定位，寻求具有建设性的解决之道，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定位问题、“一中”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第三个阶段：在二零一二年或二零一六年之后，若上述“一中”原则和两岸政治框架定位获得确认，两岸方可有未来持续的和平、稳定和良性互动。

　　马英九上台后，未来的四年或八年，两岸关系将进入上述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两岸关系若能形成一个基本框架（包括互信乃至条约性的框架），未来无论台湾内部局势如何变化，两岸都有望维持基本平稳。但就马英九执政初期而言，这些问题显然都不是其与北京之间所能解决乃至触碰的；相反，马英九执政初期将与北京展开微妙的互相探索过程。

　　两岸互动的“两结合”原则

　　因此，就马英九执政初期的两岸关系而言，其实涉及到两大范畴：一、短期内可以操作的“碎步”，亦即马英九提出的直航、全面三通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等议题，进而延伸到更为广阔的两岸经贸和人员往来议题；二、两岸关系的政治框架，亦即迄今的一系列死穴，包括台湾国际空间、中华民国定位、两岸未来政治框架。

　　如上所述，上述第二范畴的议题绝非短期被可以触碰乃至解决。因此，马英九时代的两岸互动，基本上应遵循“两个结合”的原则：一、远见与近视的结合；二、概念模糊与清晰的结合。所谓远见与近视的结合，乃至双方既需要看到两岸关系深层结构中的政治框架死穴，但又不能拘泥于这些在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既需要脚踏实地地从眼前的经贸互动着手，但又不能一叶障目，忽略了以“碎步”积累互信并迈向终极目标的旅程。

　　所谓概念模糊与清晰，乃至两岸互动中的某些概念（如九二共识）本来是模糊的产物，未来在逐渐清晰的同时，仍应保持一定的模糊色彩。必须看到，过去十五年来，大陆的“一中”概念较之一九九二年时已有微妙改变，亦即已不再坚持“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拓展到“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换言之，今天大陆的“一中”更接近于拥有共同主权的文化中国概念。

　　但未来在与马英九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互动中，到底是回复到九二年时的概念，还是以新的“一中”内涵为覆盖，这都需要模糊与清晰相结合的极高技巧，否则无论是拘泥于九二年时的概念，还是突然放宽到全新的概念，都可能使北京在马英九的探索、互动中处于进退失据状态。

　　同样，台湾国际空间是两岸关系中无法绕开的环节。胡锦涛三月四日的政协讲话显示，北京愿意回应这一点。但客观地看，探索台湾国际空间的前提，是两岸建立一定的互信乃至确立一些框架性的协议。若缺乏互信和协议，则国际空间的探索将成为隐性台独的前奏，大陆方面显然不会轻易迈出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