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昨日在接见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台湾政策工作小组共同主席薛瑞福和卜大年时，大吐苦水，公开抱怨自杨苏隶接任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后，原有的台湾与美国国安高层对话机制已经中断，让台北无法与华盛顿直接对话。

　　陈水扁把台美国安高层直接对话机制的中断，归咎于杨苏隶，可真的是冤枉了曾将陈水扁形容为“我亲爱的朋友”的杨苏隶。不过，人们亦可从陈水扁的这番抱怨中，看到了台美关系已从当初的“蜜月期”转入了目前的“冷冻期”。

　　实际上，美国政府当初是曾对民进党寄以微妙的同情态度，并暗中支持民进党的。美国政府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其本身的崇尚民主、厌恶独裁的思维定势，及对政党轮替的西方民主政制传统的执着坚持。尤其是在蒋介石统治台湾地区期间，美国政府对当时的台湾当局大搞白色恐怖、践踏人权，及坚持专制独裁、禁制民主选举，是颇为反感的。正因为如此，就对打出“争人权，争民主”旗号的民进党，寄予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可以说，民进党之所以能在创党不久后即迅速发展壮大，而一些滞美的台独基本教义派人物之所以能在美国公开活动，及冲破障碍偷渡或闯关返回台湾，都与老美的暗中支持分不开。

　　正因为如此，民进党也把美国政府视为其大靠山。一九九九年，陈水扁准备竞选总统时，知道华盛顿对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有所疑虑，曾专程到美国进行解惑，以争取华盛顿的支持。可以说，华府当时是将政党轮替民主价值观的位阶，摆在了不统不独的台海政策之上，暗中支持了陈水扁。这是陈水扁之所以能胜选2000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民进党上台后，从陈水扁到丘义仁等高层，一直十分注意经营台美关系，并曾说出了“不抱美国大腿，抱谁的大腿”的话来。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美国当初对“民主政治”与“不支持台独”两者的位阶摆放，有一厢情愿的意味。或许，问题并非出在美国，因为民主政治发展毕竟是世界的主潮流。但美国却是忽略了民进党台独党纲的因素，而被一纸《台湾前途决议文》及陈水扁到美国活动时的信誓旦旦所迷惑。尤其万万意想不到的是，民进党竟然滥用“全民公决”的最高民主形式，去搞入联公投，冲击美国对台海事务的政策底线，使到美国陷入两难尴尬境地——既不能否定全民公决的民主价值观，又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民进党发动的入联公投极有可能会危害台海和平，进而冲击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

　　又何止是入联公投使到华盛顿对民进党怨声连连？早在“一边一国论”、“防御性公投”以至“终统风波”之时，美国就已千般的不爽，而入联公投则是毁坏民进党与美国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民进党滥用全民公决的最高民主形式，将西方崇尚的民主政治消费殆尽，破坏了台美间的政治诚信，美国当然也就切断了台美国安高层对话管道，既是对民进党的政治惩罚，也是防止民进党高层误判，以为美国支持其入联公投。事态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这又怪得了谁？民进党和陈水扁在抱怨台美国安高层沟通管道被堵塞时，首先应自我检讨，自己才是这个困局的始作俑者，而不应将责任推给杨苏隶。

　　其实，陈水扁昨日发出对杨苏隶的怨言，对杨苏隶是极不公允的。尤其是杨苏隶原来是一个坚定的“挺扁派”，因而被陈水扁称为“最亲爱的朋友”。既然连这样的人都已叛离陈水扁，那就证明，是民进党和陈水扁的错，而不是美国政府的错，更不是杨苏隶个人的错。

　　实际上，杨苏隶曾经确是陈水扁“最亲爱的朋友”。杨苏隶上一次在台湾服务，担任“AIT”台北办事处副主任期间，发生了“政党轮替”。当时他对“亲爱的朋友”陈水扁当选总统喜不自禁，在各种公开场合赞赏陈水扁。为此，在2001年杨苏隶离任时，陈水扁就向这位“亲爱的朋友”颁赠大绶景勋章，这是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后，二十二年来第一次赠勋予“AIT”的官员。由此可见，在当时，杨苏梗与陈水扁的关系，绝非“亲爱的朋友”那么简单。

　　但到现在，陈水扁竟然抱怨起杨苏隶来了。这其中的变化，不是发人深醒吗？值得注意的是，当陈水扁在连连抱怨杨苏隶时，薛瑞福与陈水扁握手的表情，是左顾右盼、似笑非笑。这就显示，连以保守著称的“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及在“台湾政策报告”中，主张台美应提高互动层级，美国应批准台湾领导人访问华盛顿的该所台湾政策工作小组的负责人，都对陈水扁的抱怨不以为然。准此，陈水扁昨日的“告洋状”，是自讨没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