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可分层次，有最高战略和阶段战略之分。对于当前中国的最高战略来说，就是持续长远稳定地发展。阶段战略是解决国土统一与争议；压制腐败；创建民主与法制社会；农、工、商等问题。最高战略是纲，阶段战略是目。纲与目是辩证的统一，纲中有目，目不离纲。纲是长远目标，目是阶段目标。最高战略是阶段目标的总的概括，阶段战略是最高战略的组成部分。故在制定阶段战略时应始终围绕最高目标进行。

　　阶段战略目标也要分轻重缓急，不能总是要求齐头并进。判断轻与重的原则就是相对于最高战略来说，那一个是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比如经济发展应该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矛盾，但环境的变化可使其退为次要矛盾。如台湾闹独立，你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必将影响国家的稳定，国家不稳定了，经济又怎么可能发展？这个时候，反独促统就成了主要矛盾。必须先于其他矛盾采取措施。再如腐败问题，当他数量较少时，它还是排在经济发展后面的次要矛盾；当它数量变多，由量变而产生了质变就必将影响到国民经济运行，甚至造成社会动荡等不稳定因素，这个时候它就上升为主要矛盾。通常来说，总是抓主要矛盾是比较正确的、能够事倍功半的做法。

　　在同一个战略目标中采取有所取舍的实施办法就是方法论。

　　战略是方法的理论纲领，方法是战略的实施策略。可能有没有方法的战略，但没有没有战略的方法。这是因为要制定方法就必须要先有战略目标，但有战略目标以后可能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好的战略不等于好的方法，好的方法也不能够证明该战略的正确。故好的战略必须要有好的方法来实施，否则也可能失败；好的方法也应为好的战略来服务，否则就是实施成功也可能是错误的。

　　通常来说，最高战略一旦制定后，在该战略未实施完备前是不能轻易变更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始终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所以经济发展就是最高战略目标。而其他的农业改革、国企改革、政府改革、银行改革、腐败治理、环境保护等等问题都是围绕着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来进行的，这些都是阶段战略目标。放眼到更广阔的范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比较低调，在联合国投的弃权票最多，对一些小国提出的领土争议也一直采取低调的处理，目的是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空间，同样是为最高战略服务。后来苏联垮台了，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被推到了国际斗争的最前沿，不得不加强了军事斗争的准备，不得不在国际上有进有退地‘表现’，同样还是围绕着经济发展来进行的。周边不稳，发展何谈？

　　方法服务于阶段战略目标，不应该一成不变。正确的方法都是顺应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关键是怎么有利于战略目标以最短的时间、最佳的效果来实现。方法是战术手段，要善于出奇，要善于趋势；不考虑时局、环境的变化的方法是教条式的僵化方法。

　　就台湾问题而言，统一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是不可更改的。但在统一的方法上要善于因势导流，即不能放弃武统，更不能轻弃文统。从效果上来看，文统必然好于武统。文统对台湾同胞的伤害最小，便于国土统一后的‘心统’，大陆要付出的经济代价也最小，从而对大陆也最有利。从国际政治来看，文统的后果也要大大好于武统，被制裁、受打压、授人以口实的可能都被剔除了。但文统的时间难以确定，有许多的变数，从而也是有风险的。从时间上来看，武统比较短，但经济付出较大，而且容易授他国以口实，从而陷入国际政治上的孤立。而且武统的过程中，同样也有外国敌对势力的介入的风险；再之，武统对台湾同胞的伤害也比较大，不利于统一后的管理。

　　台湾问题这个阶段战略目标是有许多内涵的，远非一个‘统’就能概括。‘统’是形式，做到了这个形式不等于实现了这个阶段战略目标的全部。‘统’不是一统了之，还包括统后的治理，既有土地的统一，更有政治、经济、人心等各个方面的统一。如果做得不好，造成车臣那样的长期纷乱不但达不到我们的阶段战略目标，还会损害我们的最高战略目标。故在方法上要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处理。

　　灵活是方法的一种策略表现，但应以不丧失原则为前题。丧失了原则的灵活就是对统一这个阶段战略目标的背离。比如有人提出‘邦联’的政治解决方案，笔者私下里认为就是灵活过度。什么是‘邦联’？简单地说就是两邦（多邦）联合。联合的前题是‘两邦’，‘两邦’实际上就默认了‘两国’。这是根本违反了我们的统一战略内涵的。

　　实际上在武统和文统的选择外还有很多方法。比如以文统先行，最大可能地拉拢台湾最广大的同胞，时机成熟时则对顽冥不化的台独分子给予坚决打击。这样既能最大可能地争取台湾不台独的同胞的支持，也能在较短的时间上给予实施，在经济付出上也相对较小。再如也可以先武后文，即在一定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下，先行对台独核心部分的武力打击（如斩首），以武力威慑使其内部分离瓦解，然后再以文的方式收敛民心，最终达到统的目的。当然，在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上，应该顺应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环境。如果有敌对外国势力进驻台湾，这个时候就必须实施坚定不二地武统。

　　在实施统一这个阶段战略目标的方法上还要有内、外之分。两岸间是内，两岸外是外。在内要尽最大可能地争取和平解决，对外则须以毫不动摇的武力相威慑。

　　在具体的方法上除了军事方法、政治方法还有经济方法、舆论方法等等，分别可以达到威慑、拉拢、利诱、攻心等目的，在不同的阶段对不同的对象要使用不同的方法，从而在整体上服务于阶段战略目标。对顽固台独分子要以武相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对大多数不极端的政客要拉拢；对商人要利诱；对大众要攻心。

　　当前国民党代表团正在大陆访问，开创了50余年来两岸无往来的新局面，这个变化是可能促进文统的一个机会。笔者试论如下。

　　一是从台湾岛内的政治格局来看，连战的‘联共制台（独）’的言论必将给所其岛内所有的政客们以冲击，在这个大的冲击下，何去何从成了他们必须做出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没有‘中间派’一说的，所谓‘中间派’实际就是投机政客，目前他们还拿不准，一旦形式明了就必将做出选择。故在现阶段只要我们采取持续有力的政治舆论攻势，是可能促成部分中间派早作选择的。

　　二是从岛内各党派的内部来看，也因国民党与大陆的交流而产生了内部分歧，像李登辉就毫不掩饰地公开了批评了陈水扁。李是顽固的台独份子，陈是投机的政客。胡总说：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不管他以前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都欢迎到大陆来谈。这话肯定不是对李登辉说的，但对陈水扁是一个拉拢。同时也是对民进党内部的一个瓦解策略。不管陈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他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在连战大陆行前与连战的谈话中说‘并不反对九二共识的内涵，只是汪辜会谈中并没有九二共识这个提法’。

　　一些犯了形而上毛病的朋友习惯惯性思维，其思维模式是‘以前他是那样的，所以他以后也不可能这样’。殊不知世间万物都在运动中，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才是相对的。以静止的、孤立的思维来考虑问题，而不去细分事物内、外环境的变化和联系当然不可能全面地掌握和分析问题。

　　三是对国民党我们要重视，但不能当救命稻草那样高估。这是因为首先国民党是在选举中落败的在野党，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其次台湾岛内的下一次选举还要假以时日，即便是国民党能当选，在此过程中也有变数；其三是国民党即便是当选，反对台独也并不等于全力支持统一，在‘统’的认知上有可能和大陆‘不统一’；故我们在重视国民党的同时也应该在当前环境下尽弃前嫌对待其他台湾党派，其中对民进党要更加地重视，因为他是执政党。对陈水扁本人也要给予其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拉拢和利诱，促使其转变。如果陈及民进党能在下届选举前明确转变，那么文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这是最有利于两岸同胞的结果。即便是努力了未能促使陈的转变，也做给其他人、其他党派看了，对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也是在舆论上、民心上、政治气候上有利的。不要把陈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菩萨’，要以政客来定位他。政客和商人都是趋利的，故利诱是可行的。

　　四是要特别肯定国民党的民族大义之举，不管其以后怎么发展，起码他已经从事实上推动了两岸的交流。交流就是运动，运动就有机会。要尽可能地给予国民党以更多的政治资本，从而给其他政党以示范作用，最大可能地团结所有可能团结的政客、政党，把台独政客、台独政党孤立起来。

　　综上，在统一这个阶段战略目标上，我们要着眼与有利于最高战略目标来考虑；在具体实施的方法上要灵活而有原则，善于因势制导，做到有礼有节、有文有武。虽然笔者以前也是彻彻底底的武统派，但看见中央第四代领导人的高屋建瓴的执政风格所带来的一系列内外变化，不禁又对文统产生了一线期望。毕竟这是国内的事，毕竟海峡那边是我们的同胞。毕竟我们渴望的不仅仅是国土的统一，我们期盼的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与昌盛！

　　苍天在上，吾心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