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中国人窝里斗，柏杨先生当年给国人头上加上“丑陋”两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人的这种特别能战斗的习性。其实，更早一点，在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之初，我们的志士仁人也经常为国人的这种习性而懊恼颓丧，因此而出家做和尚的不知凡几。

　　窝里斗多半是因为派系。孔夫子说，君子群而不党。这里所谓的党是指阿党，以私利结合的一伙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是能找到一个个的小圈子，说话、做事，往往以小圈子为依据，想不斗都难。

　　中国人祖祖辈辈活在乡村世界。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处在一个个如洋葱头结构的圈圈里，圈圈有核心有边缘，每个人位置不同，说话的分量各异，多数人注定是要别人替他们说话的。不过，洋葱头里的每个人有一点是绝对一样的，那就是对圈子的依赖。

　　当人们还生活在农村的时候，由于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乡村里的公共生活，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但毕竟有人替他们说话，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包在家庭和家族的圈子里。可是一旦离开了乡村，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家庭的圈子不再能包住人们的活动，原来公共生活的情景无法再现，难免手足无措，于是复制类似的圈子，江湖上的结拜，行会里的师徒等等都属此类。

　　进入现代之后，城里的人似乎离中世纪很远了，离农村也很远了，但活动在潜意识里的暗流，却跟从前没有什么区别。

　　人们不拜把子磕头了，但不靠上个小圈子心里就不塌实，没有办法寄托自己的情感，甚至没法子给自己找乐。小圈子无形中成了家庭和家族结构的替代品，难免在行动中以小圈子为依托，动机和冲动，是非和曲直，全以小圈子为准。如果说过去的中国人，家庭具有价值观的意义，那么，现在的小圈子，也有半个价值观的分量。

　　古代中国的乡村，虽然不能说没有公共生活，但在洋葱头的结构中，不可能是人人参与公共生活。洋葱头的核心人物乡绅和精英才可以参与议事，而且说话的分量各有不同，其他人只有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谓的labor(劳动)而没有action(行动)的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公共生活。

　　而在那个时代在乡村以外的生活场景，是一种非稳态的情景，属于无法用“礼”来约束和安排的生活情景，城市(包括集市)和江湖难分彼此，相互渗透，从来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社会。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商人已经不算是好人，而车、船、店、脚、牙，则跟黑社会没有多少的差别了(俗谚：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因此，在农村社会以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

　　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的介入下，中国的沿海都市总算有了市民社会的雏形，但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将每个人都变成了单位人。一个个独立的单位，尽管处在非农村的场景里，但至少在外观上很像是乡村。在其中的人，也像农村人一样，彼此没有隐私空间，可以叽叽喳喳，但是跟过去的农村生活截然不同的是，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单位领导手上，人的行动，不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更重要的是，单位没有了过去农村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垂直与领导发生联系，没有过任何一种公共生活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每个人都会追求跟领导或者跟领导关系密切的人，套上某种关系，地缘、亲缘、业缘等等都成了现成的工具，而各个领导间的分化，则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派系。实际上看起来派系间的争斗往往是无原则的，甚至像是乡下妇女间莫名其妙的闹剧，但事实上都有其利益争夺的背景，比如，高校资深教授之间，近乎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最早大多起源于建国后第一次职称评定。

　　在今天，即使是最通西方政治学的中国学者，也没有过过真正的公共生活，不习惯妥协，不会求同存异，不自觉地追求零和博弈，在学术讨论中，没有fair play的风度，没有弄清问题的预设，甚至想把对方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帮腔是自己人，批评者必是敌人，其实，我们一直陷在祖先传下的圈子里而不自知，划圈为战，也划圈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