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不一定能必然提高我国软实力，国际社会如何认识我国，也是能否有效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动员能力的基础

　　●贯彻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有效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改变现有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认识

　　1991年苏联解体后，“综合国力”一词便成为政界和学界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学界普遍将综合国力理解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总和，而且认为经济实力是综合实力的基础。到了本世纪初，我国学界才开始注重综合实力构成中的软实力因素问题。其实，春秋时期中国的战略家们普遍关注道义对强国的重要性，说的就是软实力的问题。

　　软国力同样是综合国力的基础

　　任何国家的综合实力都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的，两种实力的关系不是和而是积。因此，当一国软实力全部丧失时，无论一国的硬实力有多大，其综合实力都等于零。1991年苏联的解体是一个经典例子。软实力是一国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即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1991年底时，苏联军事力量可与美国媲美，经济实力大于多数发达国家，然而由于其政府的内外动员能力全失，因此国家解体，苏联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国家生存、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崛起都离不开软实力的支撑。当一国软实力丧失或被严重削弱，无论多么强大的经济实力都挽救不了这个国家衰败的命运。

　　硬实力的增强并不能自动地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即使一国经济非常富有，军事技术非常先进，但如果它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不道德的国家，它的国际动员能力仍会很低。

　　日本目前号称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为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以百亿美元为单位大规模增加对外援助。然而日本政府要彻底推翻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的审判，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否认日本有战犯，说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径是“自卫”行为。这种公开否定历史的行为，造成在二战中受日本侵害的国家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花钱也买不到足够的政治支持。

　　布什政府执政后，美国的国防开支大规模增长，军事实力不断上升，而且经济也保持了高于欧洲的增长速度。然而，美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软实力却开始下降。布什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发动伊拉克战争，与欧洲传统盟友关系恶化，与穆斯林世界关系紧张，国内反战运动兴起，布什政府的国内外政治动员能力都下降。随着软实力的下降，布什政府只好软化在伊朗和朝鲜两国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经济发展不必然提高我国软实力

　　比较我国现有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政治实力，即软实力，比我国经济实力的影响范围小但比军事实力的影响范围大。

　　软实力的发展如果跟不上硬实力的发展，我国就不是一个实力要素平衡的综合国力国家。我国的经济实力已具有了世界范围的影响，我国与世界近百个国家有贸易和投资关系，同时贸易争端也遍及六大洲。我国的政治实力的影响范围则主要集中于我国周边地区，在我周边以外地区的影响力还很有限。学习我国发展模式，进口我国电影，到我国留学，与我政府进行官员交流的主要国家集中于我国周边地区。我军事实力是国土防御型力量，虽然我军也参加了远离本土的国际维和行动，但其军事保障能力还局限于我国边境附近地区，基本上不具备介入我陆地邻国之外的作战能力。

　　在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下，许多人认为只要我国经济发展了，我们就能提高国内外政治动员能力。但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上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水平远低于现在，但国内动员能力并不低；70年代我国经济水平仍然很低，但当时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对我国非常支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上是上升趋势，但我国的软实力却并不是直线上升。2005年我国政府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后，我国际政治动员能力出现快速上升的势头。

　　增强软实力要靠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目前我国已是过剩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社会问题不是生产力低下，而是相关体制改革速度落后于生产力增长速度所导致的社会和谐不够的问题。仅靠提高生产力并不能解决社会和谐不够的问题。战国时期铁器已经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大大高于使用铜器的西周时期，但西周维持了相对的和平局面而战国时期却是战争频仍。美国目前的经济水平比北欧国家高，但美国的社会矛盾却远远大于北欧国家。建立和谐社会提高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需要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

　　解决国内社会的不和谐问题，事关提高政府国内政治动员能力，同时也是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的基础。当别的国家认为某国是代表人类正义的、代表世界进步潮流的、代表历史正确发展方向的时候，该国对别的国家就形成了政治号召力，这就是国际动员能力。国际社会如何认识我国，也是能否有效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动员能力的基础。当我国的行为模式被国际社会肯定时，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动员能力就会上升，我国提出的建议就能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反之，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政治动员能力就会下降。

　　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已将建立和谐社会提上工作日程，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对外政策目标和四项政策。本届政府已为提高我国软实力提出了明确的策略方向。但在学术界，对如何在建立和谐社会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者之间实现平衡的问题上，还有人坚持认为提高生产力是社会和谐的主要基础，而没有意识到社会和谐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社会财富量的大小，而同时取决于社会公正程度，社会和谐的基础是体制改革跟上生产力的增长。因此，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是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推进体制改革，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贯彻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有效提高国际政治动员能力。提高我国国际政治动员能力需要改变现有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认识。我国外交政策目标除了要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还要关注如何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扩大友好关系。

　　从全球化的现实国际形势讲，埋头搞经济建设已不能适应我国提高国际形象和国际政治动员能力。我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已经有了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复杂性。过去，我国的经济规模小，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对别国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受到一致欢迎。现在不同了，我国经济建设规模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对外国的冲击也越来越强。2004年中国贸易地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日本的贸易地位就得从第三位降下来。我国今后在国际上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崛起性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抬头观察未来可能发生的摩擦和冲突，制定预防性策略，尽量减缓、消除他国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不安，切实解决双边经贸关系出现的问题。

　　中国古代先贤们有关以德服天下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只要我国将国内建立和谐社会与国际上建立和谐世界的政策协调起来，并且扎实有效地执行，迅速提高我国软实力是完全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