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批判问题，并不是从中国的土地中生长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外来的问题。来自哪里？来自西方世界。

　　西方人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对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并将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传播给被否定的非西方世界，要他们学习领会并最终认可接纳。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提供了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非洲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这一切都因为他们离文明的欧洲最为遥远，是东方黑暗愚昧的中心。

　　至于中国，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面临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不幸的是，中国处于东方的尽头，比印度离文明欧洲的距离更加遥远，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东方黑暗愚昧的最后堡垒。为什么对印度和中国作出此种区分？因为印度已经被英国占领，正在接受启蒙和拯救，而中国一直拒绝拯救，可见在罪恶的道路上堕落得更深。

　　一个英国人说，英国也许确实需要几块殖民地，但是非洲、亚洲更需要英国。需要英国干什么？当然是需要英国用欧洲文明和基督福音来拯救他们。尤其重要的是，需要英国和欧洲的文明人来掠夺并享用他们的财富和血汗。在整个殖民过程中，无论是殖民当局还是欧洲文化界，他们的声音汇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共同的意思：“他们不是掠夺者，而是启蒙者，他们不是逐利而来，而是为了完成造物主或君主赋予他们的某种使命，帮助那些不那么走运的东方人，设法使他们接近西方或提高到西方的水平。”（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7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但是，如果这些野蛮部落不给启蒙者奉送银子，那就应该劫掠他们，如果这些愚昧国家抵制启蒙者的拯救，那就屠杀他们。

　　所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说，丝毫不需要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而是为了建构一个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满足西方文明扩张和殖民掠夺之需要。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在当下占统治地位的学术体系之中，为什么这个地球上只有西方人完美无缺，所有其他种族的民人之道德、性格、人格为什么如此丑陋、罪恶。

　　西方学者对中国国民性发表过高见的人，不乏鸿儒硕彦。孟德斯鸠、休谟、赫尔德、黑格尔等等赫赫有名的精英人物，都对中国国民性的缺陷深有研究。他们还分别从自然环境、历史境遇、法律风俗、政治制度等等角度，对中国国民性的文化背景及其成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周宁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指出：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思想界试图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中国的国民性，在后启蒙时代的东方学背景下，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逐渐构筑起一个知识体系，经过赫尔德的发展，最后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此时，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生产与组织“中国意义”的表述系统，已经具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中国国民的奴性；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概念，如中国的自然环境、政治专制、道德堕落、愚昧迷信、历史停滞如何塑造并表现这种奴性；已经表现出一种既定的陈述方式，如首先在与西方对应比较的东方化语境中确定中国国民性的精神核心并历数其多种特征，尤其是历数道德范畴内的反面例证；已经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西方的征服、掠夺、屠杀与扩张提供了正义理由。

　　除了精英学者之外，西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物掠夺者、军人等各色人等，都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发表过形形色色的描述和评价。他们大多以唯我独尊的心态对中国的现象进行了或善意或恶意的批评。黑格尔的“中国研究”毫无疑问曾经以这些描述和批评意见作为依据，可是，他的学说和意见一旦公之于众，就以大学者的权威力量极大地规范着、启示着那些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物掠夺者、军人各色人等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角度和描述模式。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群的互动之中，中国国民性的“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残忍”等等特征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强调。

　　周宁指出：“在西方文化中，黑格尔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国民性话语精英层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则标志着大众舆论层面的完成。19世纪西方在中国人身上观察到各种特点，其描述复杂、混乱，甚至相互矛盾，它们的作用不是使西方视野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不是使西方人能够轻松地把握中国人的性格，而是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了。《中国人的性格》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结束了这种难堪的局面。在明恩溥归结的中国人的26种特征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似乎清晰了，可以把握了。”

　　而所有这些研究，并不是一种学术的分梳、学理的推究，进而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这些研究只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被西方人征服、服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是一切野蛮部落和野蛮帝国的必然命运，中华帝国也只有屈服于这种命运才有出路。就拿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来说，作者虽然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中国人26中病状，但他最后想说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只有皈依西方人的宗教（基督教）才能拯救这些病入膏肓的野蛮人。

　　明恩溥（即史密斯）说：“中国需要的是公正，为了获得它，中国必须有一套上帝的知识，必须对人有一个新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需要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在家庭和社会中，注入新的生命。那么，就会看到中国的各种需要化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这就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完全地满足的一种需要。”（史密斯《中国人气质》248页，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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