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不平衡的重心在于美国与日本的矛盾。美国制造业和经济的总体竞争力相对下降，无法与日本抗衡，因而在贸易关系上，出现了日本庞大的外贸顺差和美国的庞大逆差。由贸易失衡也带来了汇率的逆转，美元汇价下跌，并由此触动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以美国的军力、政治力、贸易和财力四者结合起来，互为因果、互相支撑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美国应对日本崛起之策，第一方面，是把国防科技转为民用，推动半导体为基础的计算机、电信的信息产业的全面扩张。这虽然抑制了日本制造业进一步的发展，却并未带来美国制造业的复苏——美国的工业体系难以单靠国防科技来恢复国际竞争力。

　　第二方面，是扶助亚洲四小龙、中国，乃至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和中美、加勒比海的经济体。这虽然削弱了日本的经济势力，却同时导致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外贸逆差始终没法改善。

　　第三方面，是加强美国在国际上的金融控制力，迫使日本以至其它国家的金融开放，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全力推销美国操控的金融创新产品。借助美国的贸赤、财赤，利诱其它国家(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把资金放进美国的金融体系，支持美元资产，也同时与美国、美元、美元资产构成命运共同体，但主宰权在美国。

　　于是，90年代中期克林顿可以某一程度中兴美国，至少把财赤扭为财盈，用金融把日本打垮，开启日本90年代以来10多年的低潮(2006年日本绝对人口下降，黄金时期一去不返)。

　　可是，布殊上台，把克林顿时期的积累花光，财赤、贸赤加剧；且陷足对外战争，像越南战争带来美国战后的第一步衰落，使美国经济进入第二步衰落，结构和体制上似乎再没有办法面对其它崛起国家的挑战。

　　21世纪的格局，是中国替代日本，成为与美国的财赤、贸赤成为一体两面的国际经济失衡的重心。假若美国没有办法使中国变成第二个日本，令其金融开放，把国内储蓄被美国金融吸纳，打击国内投资、消费和竞争力的提升，让美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升降，从而操控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即美国若不能用金融化破坏中国内部经济发展(农业、制造业、非金融服务业的升级发展)，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只能增强不会衰减。中国对美国，乃至其它国家的外贸顺差，也便只会扩张而不会缩减，但内部消费、投资强盛，更不会像日本那样过度依赖出口，出口受制于外国政治压力而一蹶不振。

　　布殊任期最后几年对中国的金融攻势和冲击，基本上作用不大。相反地，美国面对的贸赤、财赤和美元汇率受压、内部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却会日益严重。美国今次的衰退，可能比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更为严重和长期。

　　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显然中国不能再过于依靠美国。美国的金融属于陷阱，中国应以日本为鉴，避而远之。美国的市场规模仍不小，还可经营，但却不能依循依靠美国的进口商及跨国企业，也更不能单靠美国市场。

　　一方面，中国要自主，包括把庞大的美元资产转换，不要受制于美元和美国的经济，而应把这些资产改投中国内地、东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南美洲、中亚，构建中国的海外投资贸易、经济合作的网络，着眼今后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还是要建立强而有力的国家金融、经济(包括能源、原材料、粮食等)的安全体系，以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和经济体，要保持相当的自给自足比例，并且可与周边国家建立更大的供求体系，稳定经济，防止美国带来更大的冲击。

　　奥运之后，这些提法应更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