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的讨论无可回避地涉及到三农问题。

　　近期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陆学艺的“新一轮农村改革为什么难”以及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蔡继明的“农地改革释放更大制度能量”两篇文章都论及土地制度作为限制农村发展的障碍。

　　土地制度

　　陆学艺的文章认为，现行的所谓集体所有制，已经变得畸形了，这是产生城乡之间、农村内部诸多纠纷的主要根源。

　　“一定要改革，使农村土地产权明晰，使农民获得可以自己支配、处置的资产和房产，使农民有参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立足之地。”

　　蔡继明也批评集体土地所有权“排斥了村民集体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对农地转用的自主支配权和在征地过程中的议价权，从而排除了农民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净福利的权利。”

　　一直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的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晓农在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认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问题实际上更为复杂，“因为它涉及县一级政府和乡镇政府的政治改革。”

　　程晓农说：“如果中国政府在农村基层的控制网络，也就是庞大的乡镇和县一级政府不能通过政治改革大幅度缩减，那么这个膨胀的庞大的基层政府耗用了大量的资源同时还在为了自己的需要不断侵占农民的利益。”

　　“所以没有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农民的土地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解决的。”

　　户口制度

　　农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仍然靠政府来赐予，而不是农民天然就应该享有的。

　　陆学艺的文章中提及的另一个束缚农村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户口制度。

　　他说，这是紧箍咒，“一定要改革，使农民重新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获得参加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的入场券。”

　　无论是“立足之地”还是“入场券”，它们所指的都是中国最近十多年来的发展重点---城市。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晓农认为，农民户口制度改革问题关系到城市的既得利益群体。

　　“如果只是由政府的意愿来决定，那么农村户口制度改革不会有太大进展。”

　　程晓农说：“要改变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政治改革问题。那就是说在城市里，到底是由居民、包括长期居住的农民工来决定他们的权利，还是由政府来决定他们的权利。”

　　“政府架构是适应这个集权政治的。政府架构现在不改变的情况下，农民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利益冲突

　　可以说，中国政府在能力范围之内已经为农民出台了各种措施和政策：农业税费全免、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农村合作医疗重建等等。

　　程晓农说，在现行利益架构下，能做的都做了。但是这些都只能局部和表面地解决问题，并不能根本改变农民二等公民的处境。农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仍然靠政府来赐予，而不是农民天然就应该享有的。

　　“正因为城市官员群体与农民有切身的利益冲突，因此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农民依然贫苦，农民工在城市的地位仍然低下、经济状况仍然落后的局面还将长期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