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很难找到比界定当前世界发展阶段更为基本的问题了。这一问题对任何一个国家都至关重要，因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必须依据对我们所置身的世界的认识而制定。

　　显然，不弄清全球发展的“大问题”，国际社会不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就无法解决世界政治的“个别问题”。

　　毫无疑问，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发展史上最漫长的一个阶段———由欧洲文明主导的400至500年———走到了尽头。史学意义上的西方一直是这一主导地位的执牛耳者。

　　世界需要“集体领导制”

　　人类发展的新阶段将由什么内容构成，对这一问题存在两种原则性态度。

　　第一种态度：通过接受西方价值观，世界应逐渐变成一个“大西方”。这是一种“末世降临”说的变体。

　　第二种态度(我们也抱这种态度)：竞争日渐具有真正的全球性质和文明色彩。也就是说，价值取向和发展模式正成为竞争对象。

　　新阶段有时被界定为“后美国世界”。当然，这并非指“美国之后的世界”，更非指“没有美国的世界”。这是指由于其他全球性“力量中心”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加强，美国近几十年来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将相对降低的一个世界。

　　为了界定形成中的世界秩序，有人提出了多极、多中心、无极等概念。例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负责人理查德·哈斯就赞同最后一种概念。很难反对他的论断，因为力量和影响力正变得越来越分散。但就连他也承认，为了确保在新条件下世界发展的可控性，需要由主要国家组成的一种核心。也就是说，需要一种集体领导，这也是俄罗斯所一贯主张的。当然，世界的多样性要求这种集体领导要在地理和文明方面具有真正的代表性。

　　俄恢复“全球玩家”身份

　　我们不存在这种担忧，即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力量重组势必导致“混乱与无序”。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新国际体系形成的过程，政治和金融经济体系也是如此，都需要适应新的现实。

　　一个新的现实是，俄罗斯作为一个积极和真正的“玩家”重新回归全球政治、经济和金融领域。这涉及我们在世界市场(不仅能源市场，还有粮食市场)的地位、我们在核能和航天领域的领先地位、我们水陆空过境运输能力以及卢布作为世界上最可靠货币之一的作用。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解决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

　　强硬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发展模式又一次像20世纪20年代一样发生失灵现象。这一次暴露出的是美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脱节。

　　另一方面，存在着面向社会的西欧模式，这是将近整个20世纪里欧洲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个百年既包含着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又曾有过冷战和苏联。苏联在这一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最糟糕的：它不仅代表着让西方紧密团结的“苏维埃威胁”，还促进了西欧经济发展的“社会化”。因此，通过宣布建立面向社会的经济这一宗旨，新兴的俄罗斯正在转向我们共同的欧洲遗产。

　　多元化趋势无可代替

　　冷战结束后，有人企图按照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统一我们欧洲大陆的发展。但给人的感觉是，欧洲未必会放弃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符合欧洲自身的世界观并有着更加坚实的金融经济基础。

　　也许，在可预见的将来，某种不同模式的复合体将成为国际发展的决定性趋势之一，这指的是过程，而非最终结果。当今世界的多样性也将相应地保留，这也反映出世界更为基本的一种特征———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还可以预料，在这种条件下，要想使全球“游戏规则”发挥有效的作用，必须摆脱“意识形态桎梏”。

　　单一模式会导致干涉主义。这一战略未必现实，因为只有在建立起世界性帝国的条件下才能确保这一战略的有效性。这一方向的努力会导致全球和地区政治紧张的加剧，加大几乎所有世界问题解决的难度。

　　所有这一切也许能够证明，多元化是现阶段国际社会存在的一种无可替代、不引起冲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