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中，有一个阶段，让中国人有着复杂的感情。那个阶段，清帝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国家。在1750年前后，清帝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比整个欧洲高出一大截。这也难怪清帝国的皇帝们自诩天朝上国。他们或许是有这个资本，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开始，并且很快影响到整个欧洲的范围。处于亚欧大陆东方的清帝国却仍然在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禁锢着自己的经济。在1750年之后的一百年里，清帝国的制造业不仅仅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大大下降了，甚至制造业的人均绝对产值也下降了。换句话说，在欧洲列强开始工业革命之后，清帝国却进入了去工业化的状态。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灾难性的历史时期到来了。这种灾难的背后，又体现了清帝国经济所处于的落后状态。当然，由于清帝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在这个灾难性的历史时期之初，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可是，由于庞大的经济规模的背后，是低下的人均生产力的特征和封建农业经济体的本质，所谓的经济优势恐怕只能存在于数字上本身。
鸦片战争后，多次反侵略战争失败，清帝国丢失了大量政治、经济及军事权益，最终导致内外环境更为恶化。加之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清帝国很快就将世界经济规模第一的“宝座”丢失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种种风雨。建国初期的工业体系迅速完善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规模迅速壮大让人们看到了某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重新回到世界经济规模第一宝座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国境以外也被认同着。
美国智囊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9日公开的一份报告中预测：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总部将来可能迁至中国。同时，这份报告还认为，2035年，中国的GDP将超越美国。而到2050年，中国的GDP则将约为美国的两倍。不可否认，上述预测一旦成为现实，那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使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的预测都是在一种相对理想的环境下。这个世界，很多战略意外甚至是必然因素都可以带来类似预测结果的极大改变。这些可能的意外因素就包括战争、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本国运作失误等等。
新旧强国之间，有必然的冲突。这是利益法则的必然。这种冲突，虽然没有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但仍然是国家核心利益的组成部分。
当前，中国对于美国来说，即便有一定的威胁，也仅仅是在地区范围内。甚至，这种威胁原本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必然的利益诉求。因此，中美之间的较量也主要出现在中国周边地区。这一点，从中国人自身的压力比较大也可以看出来。毕竟，在家门口的较量总会让人担心会不会连门也被打开，最后殃及到根本。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所做出的专业报告中关于中国经济规模发展的预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份报告，一定程度上认同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至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迁移的猜测，更应该看成是报告吸引人注意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连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都要离开美国了，那不是正意味着美国国家地位的衰落么？
中美之间，文化的冲突和利益的冲突都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无论在软实力还是硬实力的角度上，中国要想实现民族的复兴，就不得不正面与美国的冲突。这种冲突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很多领域。这种关系到国家命运的碰撞，双方都会调动大量的资源，为优势的地位而斗争。无论是否爆发战争，这种冲突都将是总体性的——即总体战。只不过，未必是热战罢了。
当前的中美两国，谁都没有真正踏上总体性冲突的意愿。中国需要积蓄的更多的力量，以求在自身走向世界的道路上迎接来自美国遏制。而美国，则需要时间，为预料中的冲突进行准备。
中国的准备相对来说更为显而易见。苦练内功是根本，然后就是争取相对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于美国来说，需要做的就多了。第一，美国需要在西方体系中确立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当前，美国拥有系统内的领导权，却仍然受到来自欧洲集团的挑战。美国不仅要阻止欧洲集团挑战的成功，同时也要让欧洲集团继续在西方体系中作为美国争夺利益的工具。第二，美国也要乘着中国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霸权形成制衡前掠夺更多的资源，谋求总体性冲突中的先机。第三，美国要抢占几个重要的战略支点，使得包括中国在内对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不满的主要大国处于战略线的不利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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