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7月16日《环球时报》报道，一位德国主流媒体的驻华记者透露，他报给总部的选题常常被武断“枪毙”。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写一两篇“正面一些的中国报道”，总部还可接受；但若连续“给中国说好话”，总部会直言不讳地骂他是“疯子”。无独有偶，现任《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汇报》等媒体的驻华记者也被告知，“批判性报道”才是媒体生存的基础，才会受到民众的喜欢。所以，这些媒体稍微正面的中国新闻，也会加上双引号，以表示质疑。总部的“偏好”促使一些驻华记者不辞辛劳地搜寻中国的负面新闻。

　　为什么德国媒体不能容忍对中国的正面报道，甚至要骂客观报道中国的记者是“疯子”呢？

　　这让我想起了“妖魔化中国”一词。“妖魔化中国”的提法，最早是由新华社记者李希光于1996年提出来的。“妖魔化中国”的理论根据，来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理论。按照这一理论，要取得西方文明的胜利，就要让普通人感到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没有存在的价值，让他们感觉自己像妖魔一样没有尊严，没有存在的价值，他们才会放弃这两种文明。

　　“妖魔化”的具体策略，就是通过媒体，在意识形态上、文化上，使对方变成妖魔，使被妖魔化的人民最终相信自己是妖魔，必须完全投降，而且也使“妖魔化”别人的一方真的相信对方是魔鬼。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媒体要骂正面报道中国的记者是“疯子”。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让西方感到了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恐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规模急剧膨胀，目前已跃至世界第四位，这引起了西方的恐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

　　长久以来，欧美各国凭借其世界经济一极的地位，借人权、民主的名义敌视一些新兴经济体。他们习惯了世界经济主导的地位，骄傲自大。以为除自己之外，再无任何力量能够挑战自己的权威，撼动自己的地位。直到“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的崛起，使这些一贯目空一切的强势经济体感受到空前未有的威胁。

　　从90年代末以来，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趋于负面，很多人对德国企业可能大量外迁、尤其是向中国转移充满焦虑（很多德国人并不知道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实际上为德国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也担心德国产品被仿造。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就是这种舆论态势的反映。

　　第三，中国制度的不尽完善、存在的某些不合理现象，也自然而然成为西方人、包括德国人对中国施压、打击中国的“筹码”，成为他们夺取“道德制高点”的不二法门。

　　这几年，我们在经济上的突飞猛进确实令人侧目，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容忽视。人口众多，国力有限，经济基础薄弱，部分人先富，多数民众仍在生存线附近挣扎，贫富剧烈分化等等，势必成为发达国家媒体借题发挥的话题；其次，短期内，发展中国家不自觉的会重复发展中国家走过的高污染、高消耗、带动经济高增长的道路，也成为西方人谩骂我们的藉口；再次，一些不稳定因素，例如分裂势力，历史遗留问题，也成为发达国家手里的一张“牌”，借助他们的破坏力量，堂而皇之地给我们施加压力，丑化中国国际形象，削弱中国的软实力。因此，他们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些“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的负面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