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时代周报”驻京记者花久志（GeorgBlume）是德语媒体报导中国的最出色记者之一。从1997年开始，他致力于向德国读者展示一个处于经济、政治、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他的报导既揭露中国的问题，也肯定中国的积极变化。今年3月以来德国媒体对中国的偏激报导以及德国政府两年多以来对华政策的变化使他有感而发，撰写了题为“中国不是罪恶之国”（ChinaistkeinReichdesBosen）的长篇杂文，最近在德国出版。
德国之声：您在“中国不是罪恶之国”这部书中写道：维护德中关系的希望落到了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身上。您对刚刚结束的施泰因迈尔中国之行满意吗？
花久志：我想德国外长访问中国的时机非常好。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德国政府慷慨解囊。施泰因迈尔这一次可以实地看一看救援工作的进展。他可以令人信服地向中国人表示，在危难之时，德国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在两国关系发生不愉快几个月后，德国的这些姿态也受到中方的欢迎。
德国之声：施泰因迈尔的对华政策与总理默克尔有什么不同呢？
花久志：当然他们是共同推行对华政策的。但在对华政策上，两位政治家的意见分歧也十分明显。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去年9月默克尔在总理府会晤达赖喇嘛，但又没有与达赖谈如何建设性地解决西藏问题。施泰因迈尔后来公开批评了默克尔的做法。我认为他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
德国之声：您在书中称默克尔的对华政策是对抗路线。我引一句话：“是她为德国公众将中国视为罪恶之邦的投影提供了政治土壤。”这样说不是太重了吗？
花久志：默克尔在上台初始就对中国做了一些原则性的批评。她在首次出访华盛顿时就说，中国是一个不遵守任何规则的国家，西方必须共同对抗中国。这与德国一向对中国所保持的态度完全不同。在默克尔之前，德国将中国视为一个努力接受西方规则的国家，不只是世界经济的规则，还有民主、人权，中国在逐渐地适应，而不是将中国摆到对立面，视中国为另外的体制。而这正是默克尔所做的。
德国之声：您在书中也批评了您的记者同行，说他们也对中国在德国被歪曲的形象负有责任。我再引用您的一句话：“几年来，德国的政治性新闻报导将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描述为最恶劣的践踏人权者。中国共产党等同于侵犯人权，这样的报导是最有市场的。”能不能反过来推断，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您想提供一篇有关中国的积极的报导，而德国国内的编辑部说，我们对这样的报导不敢兴趣？
花久志：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我写的积极报导都被接受。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应当批评中国共产党。当然中国政府应当对很多事情负责，我们必须提出批评。但批评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成绩。我们不能站在自认为的道德高度上，对中国一味指责。比如在环境领域，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政府将中国引向一场生态灾难。相反，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很有益的计划，但我们记者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细节。
德国之声：一些德国政治家在有关中国的讨论中愿意发表迎合民众的言论，有关中国的报导也存在片面的倾向。这两者都与老百姓对未来的恐惧有关。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就意味着德国的没落。您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为什么？
花久志：因为对中国的恐惧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担心中国人抢走我们的工作位置。而正是这种推测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中国会成为我们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我们对此不能掉以轻心。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为德国创造就业岗位的国家。据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在过去8年中，大约有5万工作岗位从德国流失到中国，但那些向中国出口的企业创造的工作岗位远远多于5万。因为中国从德国进口的机械或金属产品都是工作岗位很密集的行业，中国迄今为我们带来了劳动岗位，是积极的因素。
德国之声：为什么德国对中国的认知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呢？
花久志：我不这样认为。德国的左翼自由圈子对中国的看法没有什么变化。您所说的走极端是指90年代经济界的报导，是将自己的商业利益混杂其中的。但左翼自由派，中产阶层在89年之后，就一直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中国，视中国为独裁政体。中国是独裁政治，但我们不去观察这一体制正在发生的变化，不去看这一体制正在增加民主的因素。当然从遥远的德国去仔细观察中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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