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杂志最新一期载文《真正的自豪》，摘要如下：

　　几周前，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以暴徒似的火炬卫士、过敏的民族主义和压制性的政府为主导。但自从四川地震以来，国家引导的大救援以及中国民众源源不断的慈善成为舞台的中心。这个国家真的改变了很多。

　　我在1989年离开中国，当时我7岁。我的母亲和我到伦敦和父亲团聚，父亲那时是中国政府公派的博士生。我在伦敦长大，在美国上大学，后来去巴黎攻读硕士学位。我的国际教育是好奇心和不安份的产物。我本质上是一个西方人。然而中国在我的身份上、在我的心中有特殊的位置。

　　我第一次来伦敦的时候，即使是最亲中国的海外留学生都抨击中国政府。我迅速改变我对毛主席的信仰，认为西方可以帮助中国民众获得自由和幸福。在学校，我受到的教育让我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别人告诉我的一切。但所谓的中立媒体的行为让我感到困惑。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所有中国受访者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积极的看法。在我看来，西方媒体专门突出中国最坏的一面。

　　在奥运火炬传递示威事件中，普通中国人的愤怒回应被自动假定为受宣传鼓动。现实情况是，中国民众幷没有被洗脑。尽管他们可能更多地依赖国内的新闻来源，但他们知道信息的审查，而且很多人阅读英文的西方消息。而我的西方同仁则相反，他们只相信那些以市场为导向、迎合大众情绪的、渲染公众对一个不同文化国家的崛起的恐惧感的西方媒体。

　　中国以自己的文化为豪，但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也抱有好奇心。中国民众真诚地把奥运视为把世界引入中国的美好方式。打开大门却发现被误导的道德蔑视扑面而来，这令人深感受辱。

　　我，一个在西方受教育的华人，为什么要捍卫一个我幷不在其中生活的国家？为什么捍卫一个价值观和我成长中所接受的价值观相当不同的国家？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20年前，我的父母勉强有能力给我买一个一美元的玩具马作为我在伦敦的第一份圣诞礼物。如今，中国游客涌向对香榭丽舍大街的路易威登（LV）。中国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而且无论身在何处，中国人都可以为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至于民主，何种民主适合中国以及何时能引入中国仍有待观察。只有得到适当机构和成熟文化的支持，民主才是有效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习惯于帝制统治，在那里，压抑个人自由以维护整体和谐是可接受的。目前的政府善于通过快速跟进的改革让国家凝聚在一起。此外，北京拥有无与伦比的行动效率，最近地震后的大规模救援就展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