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在今年3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后，两岸关系趋向缓和。而台湾以什么方式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也成为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的话题。5月28日，在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关于台湾同胞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中已经明确，‘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我相信，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条件，通过两岸进行协商，这些问题会找到解决办法。”

　　其实在历史上，两党和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就有成功先例可供借鉴。

　　1．南北联合拒签《凡尔赛和约》

　　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上半叶，有两次成功的先例可供我们借鉴：那就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45年的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中，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共同组团，在国际会议上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和荣誉。

　　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是中国参与这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他的回忆录记录了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由于1917年8月中国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因此中国成为战胜国的一员。中国当时派出5名正式代表参加了1919年春举行的巴黎和会，但遭到主导会议的西方列强的轻慢——代表名额仅两名，与小国相同，使得中国代表团的5名代表只能轮流与会（巴黎和会与会代表名额是美、英、法、日、意五大国各5名，比利时、巴西、塞尔维亚各3名，暹罗（今泰国）、葡萄牙、中国等国各2名）。

　　而在这5名代表中，就先后有代表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的王正廷和伍朝枢。而此时，广州军政府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还处于对抗状态。

　　由于当时控制中央政府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护法军政府，中国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1917秋到1918年秋，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湖南、四川等省反复拉锯，双方损失惨重。1918年5月，孙中山遭到控制护法军政府实权的西南军阀的排挤，离开广州，西南军阀继续使用护法军政府的名义。

　　1918年11月，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和以岑春煊为首的南方军政府都颁发了停战令，双方于1919年2月在上海举行和谈，为共同组团参加巴黎和会，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顾维钧曾从华盛顿向北京政府发出电报，建议在和会中包括广州军政府的代表，以示全国统一对外。他的观点很快被北京政府接受。北京政府先是由外交部长亲自致电伍朝枢，邀请他参加代表团，后来又正式任命王正廷为代表团成员以代表南方。

　　广州军政府也在1917年9月对德、奥宣战，因此希望获得在巴黎和会上某种正式的代表权，在发现这并不现实之后，也就接受了在代表团中包括南方代表的办法。来自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的代表们在巴黎和会上团结协作，代表北京的顾维钧和代表广州的王正廷在和会上相互配合，都发言反对在把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转交日本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与此同时，在国内，学生发起五四运动并得到工人、商人和爱国军人的支持。最终，中国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全国各派政治力量团结协作，共御外侮的成果，这也遏制了日本的侵略，挽救了中华民族。

　　2．国共联合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

　　可惜的是，此后中国再次陷入内战之中，日本趁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后，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终于携手抗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37年～1945年），为中国赢得了大国地位。

　　1945年初，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准备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制定《联合国宪章》的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起初，蒋介石想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1945年2月18日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发出电报，表示“决不能仅由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并要求赫尔利将此事报告罗斯福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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