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兴的超级大国”，中国成为引人注目的媒体故事的蓝本。由于中国领导人的宣传，这种形象得到增强。但现实完全不一样。尽管西藏及中国西部最近发生的事件，以及中央政府的回应，似乎激起了亲政府的爱国情怀，但是事件显著地体现了政府势力的实际限度。而其他不满的源头，包括收入不平等以及燃料及食品价格管制的必然崩溃，可能滋长城市和农村的不满。与此同时，陷于经济困境的西方忽视了“弱中国”可能产生的状况，没有做好准备。正如我们没能预测并为日本经济的困顿以及苏联的瓦解做好准备，我们似乎没有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逆转做好准备，那将是21世纪的定义性事件。
　　
　　从各方面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建设中的世界，随着建设的发展，每天都在描画并修改物质、社会、经济、法律以及体制蓝图。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在发生变化，即使是最有学识的观察家都难以理解其广度和深度。这个伟大的试验若有幸成功，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展之一。若然失败，其后果对中国和我们其他人而言都可能是悲剧性，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上来看，中国都是很大的，而且它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人们可以预见一个由全球四分之一人组成的社会。但这使之成为“超级大国（superpower）”了吗？或者起码是个“大国（power）”了吗？五亿勉强维生的农民很多缺电，缺安全的饮用水，缺盥洗沐厕设备，而且受过的教育主要是能够读写少量指定的文字，这样一个“大国”究竟是怎样的？中国的能力肯定不如在外的名声那么大。
　　
　　中国在扩大它的军费以及技术能力，但理性地看，它很难算得上是全球威胁。按照五角大楼的评估，中国2006年的军费开支低于900亿美元，而大多数其他评估的数字则更低。而美国2007年财政年的军费拨款为4400亿美元，这还不算上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500亿美元呢。中国军费增长与其说反映了共产党的帝国主义军事野心，不如说是反映了它需要收买军队的忠诚。中国工人的生产力大约是美国工人生产力的4%，而且类似的比率很可能也可以套用到它的军事机器。若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军事力量相加，任何军事冒险都中国而言都是灾难。
　　
　　中国经济“实力”明显不如人们经常引用的那些数据。200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工业进口品价值不到美国GDP的3%。关于美中贸易额的标准数据大大夸大了中国收获的利益。中国出口品票面价值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是真正中国制造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组装者，而大部分的零件来自海外。中国的制造业十分倚重零件、原材料、能源供应、知识产权、金融及其他管理技巧的进口，而那些都会导致资金外流。此外，中国目前的价格优势很大一部分是源于自然及人力资源成本的滞后。最近有迹象显示当中一些滞后的成本终归要发生。政府已经花费数以十亿计的人民币清理破坏环境的制造设施。还有投入更多钱给中国干旱的北方引水。
　　
　　而中国备受讨论的财政储备很大程度上被真实世界的社会福利以及环境透支所抵消。而且中国国际储备的价值大部分投资贬值的美元资产，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可行性。在美国次贷危机中，中国是一个大输家。由于这种依赖性，中国成不了像控制大量物质资源的沙特阿拉伯或俄罗斯那样的独立经济力量。国际政治力量很大程度上源于世界对一个国家的独立军事和经济资源的看法，以及看这个国家愿意在这些方面投入多少（以及冒险），以改变别国行为。因此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说什么，以及我们相信什么。但中国无法承担在国际政治竞赛中重大的军事或经济资源风险。鉴于这些实际情况，可以说西方过于关注中国“新兴超级大国”的威胁，而太少关心中国经济、政治或社会架构发生严重崩溃而引起的真实风险和外交政策挑战。任何因素都可能触发危机。中国或世界经济的大减速可能扰乱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工人的生计。无论是由于物价猛涨还是一些其他机制，水、食物、能源的配给都大部分人口而言是无法承受的痛。股市或银行崩溃导致个人储蓄损失可能助长城市新精英的不满。即使是经济继续发展，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在农村地区引发越来越严重的对立。农民罢工可能切断城市中心的粮食供应，造成混乱。系统性的危机可能给政权造成公开的挑战。由此引发连锁反应。
　　
　　美国一些强硬派可能认为美国应该鼓励中国的危机以及政权瓦解。然而，无论是从中国历史上来看，还是从其他地方的革命和政变历史上看，都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崩溃或暴力变革之后会紧接着出现一个比目前政府更稳定、更可靠、更民主或者在国际上更配合的参与者。法国革命、俄罗斯革命、东欧国家二战后的政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更能说明如果经济困境或者其他转型压力变得不可控制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我们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西方不能坐视中国的碎裂。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而言，中国的混乱比目前的“和平崛起”更能威胁美国和世界。为了中国和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帮助中国成功过渡到21世纪的经济和社会。西方需要立即行动，更积极地帮助加强中国的民间机构，认识到中国政府改善其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我们也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