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曰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曰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难以运行。
-中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曰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
-失去曰本，就失去了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一个真实的曰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基于物理现实的问题。曰本有部电影叫《曰本沉没》，说的是强烈地震引发海啸，曰本列岛滑进了马里亚纳海沟——曰本国从地图上消灭了，但那是幻想。而因侵略战争使一个国家亡国灭种的悲剧，那也是另外一码事，无关本文主旨。
但是，这无疑又是一个带有现实性的问题。打个比方，一对邻人，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关系交恶，时而恶语相向，动辄大打出手。直到有一天，弱势的一方实在烦了，腻了，干脆“用脚投票”——搬家走人了事。等人走了，剩下的一家才觉出对方的好来：毕竟，互为邻人时，两家也曾互通有无，深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懂得太迟。如果国与家一样，可以搬迁的话，估计纷争会少许多。但是，正因为国之不可迁移性，才凸显了上述问题之现实性：芳邻也好，恶邻也罢，都必须永远相处下去。既然如此，谁都不愿与恶邻相处。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握手言和，化“恶障”为善缘。
如此解决有个前提，先想对方有哪些“好”，对自己有多重要，失去他会怎样，这样才能从心理上说服自己接受对方而不觉得委屈、勉强。当然，问题都有两面，想对方的“好”的时候，其“不好”也随之联想起来。这就需要对两方面加以综合评估，然后再做出“修好，或不”的判断。
必须承认，当以如此考量来思考“假如中国失去曰本”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构成异常多层、复杂，正与负、是与非深度交织，很难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判断。譬如，对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的中国来说，“失去曰本”无疑是天大的幸事，因为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近代以来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严峻现实，很大程度上要算在曰本的头上。中国近代以来，启蒙进程之屡屡被救亡课题打乱，始终无法从容就绪，净是曰本惹的祸。
以时间坐标为转移，不同的时间段，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明白了这个道理，只好放弃以时间轴为坐标的纵向比较，尝试一种新的比较：把对象(曰本)放在当下，有它会怎样？“失去”它又会怎样？
曰本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弱化了？
曰本是当仁不让的经济大国，首先从经济上加以比较，无可厚非。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中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目前，曰本的GDP为4.4万亿(美元)，中国为3.4万亿，差距还有1万亿。因两国发展速度不同，这个差距在以每年3000亿的速度缩小。照此速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2011年前后，曰本经济将被中国超越。2007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曰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变化，使中国在曰本经济中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大；与之相比，表面上看，似乎曰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开始趋于弱化。
但是，姑且不论夯实后的增长与一路狂长的“虚胀”的区别，即使中国经济从总量上超过曰本，后者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存在也不会有本质上的削弱——这是其经济构成及其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
4年前，日《呼声》(《Voice》)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曰本》的文章，作者是著名世界经济学者长谷川庆太郎。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制于曰本，主要由于两点：一是日企能向中国提供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高品质产品，二是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发活动的巨额投资。曰本此项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1%，美国占2.7%，而中国不到1%。而且，中国几乎没有用于民生领域的研发投资，基本上处于依靠外资带来新技术的“外资依存”状态。文章举例说，在中国空前的基建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3000小时，只有日产的建机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曰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曰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长谷川预测，“中国对曰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曰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只需对比一下两国GDP的构成，就知道长谷川庆太郎并没有危言耸听。进而言之，如果计算一下我们为获得单位GDP所付出的能耗和环境代价的话，则不但令人兴奋大减，甚至会有些难为情。
反正，我们在曰本面前真的优越不起来：即使到现在，我们的GDP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值比例，也远低于曰本经济高增长期的1960年代的水平；日企重管理、高工资、产业机器人数量世界第一，而我们的国企，靠的还是低薪酬、低保障的“人海战术”；人家重视教育和员工的培训，立法保证研发投入，甚至大公司的上班族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连9年制义务教育都难以贯彻实行，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逐年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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