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哈特：世界经济的滞胀局面已经出现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环球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4-29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改进？将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与贷款增长率和相关资产价格挂钩的做法为什么能防范危机？
古德哈特：这种改进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在资产价格鼎盛时期增加准备金，并抑制银行放贷，以便在资产价格萧条时释放准备金。第二，减少央行在紧要关头调整货币政策的压力。
正如我所说，危机总在信贷繁荣之后发生。而目前的监管体系无法做到在繁荣时期抑制信贷增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这一进程。那么，如果不能抑制信贷本身，那么为繁荣之后的萧条时期做好充足的准备也许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将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增量挂钩的办法有助于敦促银行在繁荣时期增加资本储备。这种改进方法的好处是，它是一个自动的机制。打个比方说，水坝在洪水（繁荣时期）到来的时候蓄水，以备干涸期（萧条时期）之用。与这个比喻不同的是，在金融领域的“蓄水”应该是个自动的过程。而资本充足率-资产增量挂钩机制能够实现自动调节。
《第一财经日报》：这样的改进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
古德哈特：如果对住房抵押贷款采取因时而变的最大贷款额度/资产价值比率，那么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抵押贷款可能从资产价格较高的地区流向较低的地区，从而使得抵押贷款增量将日益更为平均地分布在全球各地。这样，可能使得位于发达国家的相关金融机构以及全球性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的分支机构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另外，资本充足率要求与贷款增长率挂钩的做法，将进一步刺激银行努力将资产转移给准银行机构。监管机构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对其加以限制。当然，我认为以上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世界经济的滞胀局面已经出现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提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令人深刻的滞胀时期，你认为在今后几年中世界经济会面临滞胀么？
古德哈特：目前滞胀的局面已经出现了。商品价格上涨的局面将至少持续两年；与此同时，经济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到正常水平。
《第一财经日报》：怎样看待世界粮食问题？你刚才谈到了流动性不足导致了当前的粮食价格上涨。
古德哈特：是的，我认为当前包括粮食问题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像是一个金融问题；其中，流动性不足和美元疲软是两个重要源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供求面不起作用。例如，玉米乙醇干预了供求，对近两年的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很大。尤其是美国和巴西的生物燃料生产对粮食价格起到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另外，一些粮食和食品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国，例如哈萨克斯坦、阿根廷等采取了出口限制措施以保证其国内消费，这使得那些依赖粮食贸易以解决温饱的发展中国家受到损失。最后，新兴经济体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上涨，并且随着其经济不断发展，会进一步上涨——当然，很难相信仅此一项就导致了当前的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我认为，财政当局和各国的民政部门必须应对粮食这一棘手的问题，并且采取措施以保证穷人的吃饭问题。货币当局需要抑制通货膨胀，并控制汇率相对稳定。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国际资本流向将是怎样的？流向新兴市场，还是流向美国？
古德哈特：毫无疑问是新兴市场，不仅有公认的中国和印度，还有俄罗斯这样的能源大国以及巴西这样的资源和消费大国。另外，越南等国的制造业也可能是资本的下一个目的地，因为由中国转移出去的出口型制造业需要有一些劳动力比中国更为便宜的国家承接。
《第一财经日报》：索罗斯认为，这次危机中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可能不保。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古德哈特：不同意。当前美元疲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过，这离失去主导地位还差得很远我认为，无论十年后美元币制怎样，地位还是像现在的这样。
中国需扩大内需、加速产业升级
《第一财经日报》：以你的观察，中国在此次危机中将受何影响？
古德哈特：我注意到温家宝总理谈到中国经济“经历着最困难的一年”。中国的出口行业将会因为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萎缩而出现一些麻烦——当然，我认为这也许正是进行产业升级的好机会。长期依赖出口创汇，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显露出巨大的不足。今后一段时间，随着美国等国消费能力的下降，中国必须更多依赖自身的国内需求。我想，这应该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和一些观察家的共识了。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应该如何刺激内需？
古德哈特：首先要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中国国内需求不足，部分地来源于投资过剩、储蓄率过高。当然，我知道东亚国家都有储蓄的文化传统。不过，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储蓄率过高恐怕还因为国民的不安全感，即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很多人担心退休后没有保障，特别是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因此，必须扩展“社会安全网络”，让国民更多地享受社会福利，这样才能够降低储蓄，鼓励消费。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中国的金融领域是否存在一些潜在的危机？
古德哈特：怎样评估海外投资的收益和风险，如何管理巨额外汇储备，这是摆在中国决策者和执行部门面前的重要问题。我个人认为，美元资产在一两年内还不会成为优质资产，投资美国不是一个上佳选择。不过，鉴于中国手中拥有巨额美元资产，怎样处理确实是个问题。而且，其中也许不光有保值方面的考虑，还有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另外，货币政策的决策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以专业性的考虑，应当加强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权力，在各国都应该提倡这一点。在中国，专业的金融问题专家很多，而且非常博学，我相信他们能够进一步提高决策能力。最后，人民币升值压力还是存在的。当前，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但是对欧元却不断贬值。我认为，人民币应该对“一揽子”货币升值，这才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水平相当，实现收支平衡，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准备。不过与此同时应该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
《第一财经日报》：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升值需要一定的准备，是需要哪些准备呢？
古德哈特：我认为，最终的目的是将人民币汇率形成富有弹性的市场机制。但是，在这之前，需要做好一些准备，比如知识储备。现在，可能除了中国银行等少数银行以外，中国很多银行对外汇操作的知识还不甚完备，贸易公司的外汇操作经验也不是很多。再比如，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取消外汇管制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必须完善银行监管机制，并从内部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此外，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培养。我认为，中国需要逐步实现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应对人民币升值可能面临的货币风险。这一进程可能需要在五到十年内完成。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英国政府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还是持欢迎的态度，但有消息说，如果保守党在今年的议会大选中获胜，英国可能改变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态度？
古德哈特：我不认为是这样。英国的文化传统是尊重现实，金融部门也不例外。另外，金融机构的专业性也会继续延续。如果保守党上台，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政策不会与工党有任何不同。
古德哈特：这种改进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在资产价格鼎盛时期增加准备金，并抑制银行放贷，以便在资产价格萧条时释放准备金。第二，减少央行在紧要关头调整货币政策的压力。
正如我所说，危机总在信贷繁荣之后发生。而目前的监管体系无法做到在繁荣时期抑制信贷增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这一进程。那么，如果不能抑制信贷本身，那么为繁荣之后的萧条时期做好充足的准备也许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将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增量挂钩的办法有助于敦促银行在繁荣时期增加资本储备。这种改进方法的好处是，它是一个自动的机制。打个比方说，水坝在洪水（繁荣时期）到来的时候蓄水，以备干涸期（萧条时期）之用。与这个比喻不同的是，在金融领域的“蓄水”应该是个自动的过程。而资本充足率-资产增量挂钩机制能够实现自动调节。
《第一财经日报》：这样的改进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
古德哈特：如果对住房抵押贷款采取因时而变的最大贷款额度/资产价值比率，那么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抵押贷款可能从资产价格较高的地区流向较低的地区，从而使得抵押贷款增量将日益更为平均地分布在全球各地。这样，可能使得位于发达国家的相关金融机构以及全球性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的分支机构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另外，资本充足率要求与贷款增长率挂钩的做法，将进一步刺激银行努力将资产转移给准银行机构。监管机构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对其加以限制。当然，我认为以上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世界经济的滞胀局面已经出现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提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令人深刻的滞胀时期，你认为在今后几年中世界经济会面临滞胀么？
古德哈特：目前滞胀的局面已经出现了。商品价格上涨的局面将至少持续两年；与此同时，经济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到正常水平。
《第一财经日报》：怎样看待世界粮食问题？你刚才谈到了流动性不足导致了当前的粮食价格上涨。
古德哈特：是的，我认为当前包括粮食问题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像是一个金融问题；其中，流动性不足和美元疲软是两个重要源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供求面不起作用。例如，玉米乙醇干预了供求，对近两年的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很大。尤其是美国和巴西的生物燃料生产对粮食价格起到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另外，一些粮食和食品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国，例如哈萨克斯坦、阿根廷等采取了出口限制措施以保证其国内消费，这使得那些依赖粮食贸易以解决温饱的发展中国家受到损失。最后，新兴经济体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上涨，并且随着其经济不断发展，会进一步上涨——当然，很难相信仅此一项就导致了当前的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我认为，财政当局和各国的民政部门必须应对粮食这一棘手的问题，并且采取措施以保证穷人的吃饭问题。货币当局需要抑制通货膨胀，并控制汇率相对稳定。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国际资本流向将是怎样的？流向新兴市场，还是流向美国？
古德哈特：毫无疑问是新兴市场，不仅有公认的中国和印度，还有俄罗斯这样的能源大国以及巴西这样的资源和消费大国。另外，越南等国的制造业也可能是资本的下一个目的地，因为由中国转移出去的出口型制造业需要有一些劳动力比中国更为便宜的国家承接。
《第一财经日报》：索罗斯认为，这次危机中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可能不保。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古德哈特：不同意。当前美元疲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过，这离失去主导地位还差得很远我认为，无论十年后美元币制怎样，地位还是像现在的这样。
中国需扩大内需、加速产业升级
《第一财经日报》：以你的观察，中国在此次危机中将受何影响？
古德哈特：我注意到温家宝总理谈到中国经济“经历着最困难的一年”。中国的出口行业将会因为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萎缩而出现一些麻烦——当然，我认为这也许正是进行产业升级的好机会。长期依赖出口创汇，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显露出巨大的不足。今后一段时间，随着美国等国消费能力的下降，中国必须更多依赖自身的国内需求。我想，这应该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和一些观察家的共识了。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应该如何刺激内需？
古德哈特：首先要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中国国内需求不足，部分地来源于投资过剩、储蓄率过高。当然，我知道东亚国家都有储蓄的文化传统。不过，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储蓄率过高恐怕还因为国民的不安全感，即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很多人担心退休后没有保障，特别是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因此，必须扩展“社会安全网络”，让国民更多地享受社会福利，这样才能够降低储蓄，鼓励消费。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中国的金融领域是否存在一些潜在的危机？
古德哈特：怎样评估海外投资的收益和风险，如何管理巨额外汇储备，这是摆在中国决策者和执行部门面前的重要问题。我个人认为，美元资产在一两年内还不会成为优质资产，投资美国不是一个上佳选择。不过，鉴于中国手中拥有巨额美元资产，怎样处理确实是个问题。而且，其中也许不光有保值方面的考虑，还有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另外，货币政策的决策可能也是一个问题。以专业性的考虑，应当加强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权力，在各国都应该提倡这一点。在中国，专业的金融问题专家很多，而且非常博学，我相信他们能够进一步提高决策能力。最后，人民币升值压力还是存在的。当前，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但是对欧元却不断贬值。我认为，人民币应该对“一揽子”货币升值，这才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水平相当，实现收支平衡，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准备。不过与此同时应该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
《第一财经日报》：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升值需要一定的准备，是需要哪些准备呢？
古德哈特：我认为，最终的目的是将人民币汇率形成富有弹性的市场机制。但是，在这之前，需要做好一些准备，比如知识储备。现在，可能除了中国银行等少数银行以外，中国很多银行对外汇操作的知识还不甚完备，贸易公司的外汇操作经验也不是很多。再比如，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取消外汇管制也是一个问题。中国必须完善银行监管机制，并从内部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此外，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培养。我认为，中国需要逐步实现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应对人民币升值可能面临的货币风险。这一进程可能需要在五到十年内完成。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英国政府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还是持欢迎的态度，但有消息说，如果保守党在今年的议会大选中获胜，英国可能改变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态度？
古德哈特：我不认为是这样。英国的文化传统是尊重现实，金融部门也不例外。另外，金融机构的专业性也会继续延续。如果保守党上台，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政策不会与工党有任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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