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两国都有着自己灿烂的文化.但一百多年来,这两个国家屡屡冲突.最让中国人忘不掉的是:当年冲进咱的圆明园里的两个强盗,其中之一就是法国人.

　　毛泽东、戴高乐活着时,中法关系不错.改革开放后,一度关系也可以.那年天安门出事后,很多人去了法国,中法关系降温.后来经济上频繁往来,又好些了.中法不是中俄、中日,不是中印、中越、中朝,离得远,关系该好处,但事儿总是不少.前不久,又出事儿了.结果,家乐福了!结果,法国人一周派三个特使来中国道歉,但听说那边照样授予达赖什么巴黎荣誉市民.中国人非常不高兴法国人这么做.你没诚意呀!

　　但中国政府自己也在同达赖接触,估计是为奥运计,等盛会空前后,完事了我再收拾你.

　　法国人今天不断派人来中国示好,不愿损害两国关系,是今天中国同昨天的中国不同了,同1870年时的中国不同了.1870年震惊世界的“天津教案”事件,中法两国就激烈冲突过.分析事件经过,双方均有过失.一边是中国人强烈的排外情绪,一边是法国领事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傲慢.但结果是中国官员去法国谢罪.

　　“天津教案”事件的起因,是当时天津大量丢失儿童,而法国人在天津的望海楼教堂设有育婴堂,事儿就往法国人这扯了.我这边丢孩子,你那边育孩子,这太逻辑了.平时,教堂吸收的中国教徒又没人缘,不拿本国同胞当回事儿,有人一鼓捣,呼地几百上千人就直奔望海楼教堂而来.对质调查的结果,丢婴确非教堂所为,与人家无关.但围观的老百姓正情绪着,墙里墙外便对骂上了,便更情绪了.法国领事就来了,就大骂中国官员不作为,甚至开了枪.结果就让中国人一拥而上,将法兰西驻天津领事捣成烂泥了!

　　死人了,事儿大了!

　　那会儿,好像有一说法:老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这个逻辑关系非常值得研究.有些像现在的老虎吃鸡,鸡吃虫,虫蚀棒,棒打老虎.

　　中国老百姓怕官府不怕洋人是一种很特色的社会现象.平时官府的老爷们也欺压百姓、鱼肉乡民,但老百姓很能忍,很顺民.可一听说洋人偷了咱的孩子,呼地一下不顺民了,而且很暴民.事实己经证明不是人家干得,但就是不算完.

　　你打死了洋领事算事出有因，他先开枪罪有应得.但你扯烂法国国旗，焚毁望海楼天主堂、育婴堂和法国领事馆，杀死十名修女，二名神父，二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二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顺带把与此事无关的当地英、美、西班牙、俄国传教士开办的6座基督教堂也一并捣毁，杀死教士无数，甚至把前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也一并杀死，抢劫了身上的财物，这就太过了!这种现象不知应不应该划进爱国主义里去?

　　结果,老百姓这么一爱国,爱成大清国最后按照洋人的要求处理，杀十六人，流放二十五人，向各国赔银五十余万两。并同意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派官员崇厚去法国“谢罪”了事。

　　当年谁出面处理的这件事?曾国藩.

　　曾国藩这么处理得有人同意呀,但上上下下不骂“有人”,骂这位当年的“中兴名将”、“旷代功臣”.以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一些朝廷大员们,大骂“汉奸、卖国贼”.一些人还捣毁了北京“湖南同乡会馆”中所悬曾国藩的“官爵匾额”。

　　在中国,同洋人妥协的事是最不好办的.皇帝生气的事儿,你杀多少人都没事儿,涉及洋人的事儿,别说杀十六人,杀一个都是卖国.

　　结果,曾国藩含羞去世.

　　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在天津教案事件中大骂自己的老师卖国.自己后来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不也让人骂成卖国贼吗?

　　“天津教案”事件时,左宗棠、李鸿章等朝野上下,纷纷上书:认为应乘机利用这种爱国情绪打击洋人，要“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但不知朝廷是怎样利用爱国情绪再打击洋人的?又后来的义和团拳民狠狠地打击了洋人,是朝廷利用的结果吗?打击的结果是什么呢?

　　大清国自己腐败,身上才招来肉虫.即使不招来外来的肉虫,如英法联军.自己家里的人不撕扯你吗?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不是洋人吧?

　　再往历史深处走走,张献忠、李自成是洋人吗?张献忠当年在四川的屠杀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和曾国藩妥协卖国杀了十六人,孰多孰少?

　　转移阶级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激化民族矛盾,咱们再不好是一家人,但不能让外人欺负咱呀!你说对不?

　　这时,一定要先搞清一个道理.是肉虫先爬上来引起腐败,还是先腐败后招来肉虫.

　　当然,今天的中国已不是昨天的中国,昨天的“天津教案”事件和今天的“火炬事件”性质完全不同.你看,法国一周来三人向咱大中华道歉或表示遗憾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