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科技部长沙万女士上周访问中国期间，要求在北大发表有关启蒙思想普世性的演说。北大德语系主任黄燎宇在沙万女士讲话之后，做了题为“在中国启蒙，为什么？”的报告，引起极大反响。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电话采访了黄燎宇教授。
德国之声：你为什么认为德国科技部长不需要对北大启蒙呢？
黄燎宇：我没有说不需要她来启蒙。我只是想说，德国先不说学术界，德国有很大一部分公众可能不清楚中国文化里有很多东西跟启蒙是相通的。他们可能忽略了中国文化中带有启蒙特征的一些积极因素。
德国之声：你在演讲中也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基本价值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你能具体谈谈吗？
黄燎宇：比如说我们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平等观。我们没有等级制。我谈到了我们的科举制，过去一个农民的孩子，如果他聪明的话，他可能成为皇帝的女婿。这种事情在欧洲最多是在童话中出现。再比如我们中国人不信神。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所以说我们对宗教一直都很宽容。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宗教、因为信仰而对哪个族群进行迫害的事情发生。
德国之声：你认为经历了文革及其他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运动之后，中国当今的知识分子又重新变成了孔夫子的信徒吗？
黄燎宇：我觉得还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探索期。我们在经济上探索，我们在文化上、思想上都在进行探索。最近这十几、二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人看历史的眼光变了。现在到处是国学热，儒学热，这些都是因为国家发展之后，大家的自我意识也变了。但是具体从传统文化中、从儒家文化中挖掘哪些东西，作为我们的文化支撑、精神支撑，目前还没有定论。
德国之声：你抱怨具有儒家思想的中国人眼下必须承受着来自西方各个阵营铺天盖地的批评。你认为这是由于西方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还是不愿意去理解？
黄燎宇：我在报告中也提了，他们对中国的批评动机很多，其中有一些是无意识的。我们在同西方打交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同他们不一样。这就决定了他们对我们肯定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但最根本的冲突是生存问题引起的。中国的飞速发展虽然在西方经济界看来是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但是民间及媒体的报导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的发展妨碍了他们。很多人是带着这样的动机对我们进行批评。对此我们是很不以为然的。
德国之声：如果设身处地地为西方想想，过去一百多年都是他们说了算，现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崛起，使他们的政治、经济模式，价值观等等都不再是普世标准，他们的心理不平衡，对中国的恐惧、甚至憎恶不是可以理解吗？后来居上者为什么不能一笑置之呢？
黄燎宇：其实我们知道，他们的反应完全是心理失衡造成的。如果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论无所谓，问题是最近一、两个月，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已经不是停留在普通语言的层次了，而是涉及到一些核心利益，对奥运会的冲击，我们中国人感到已经脱离思想范畴，已经成为一种宣战了。
德国之声：在围绕西藏和奥运会的问题上，中西方展开了一场舆论战之后，可以不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抱有的浪漫设想彻底破灭了呢？
黄燎宇：彻底破灭。不是说西藏问题不能谈。在欧洲人眼里，在德国人眼里，西藏问题为什么现在拿出来说。这不是明摆冲着我们奥运会来的吗？不管欧洲人承认不承认，这实在是一场阴谋。西藏问题任何时候都可以谈，为什么选择现在？不就是要给中国抹黑，甚至诱使中国政府采取过激行为，然后号召全球抵制奥运，不就是这个套路吗？太简单了，小儿科。西方人应该反思一下，我敢说一直到10年以前，我父辈中的不少人经常吃过晚饭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把门关上，听"敌台"的广播，美国之音，包括你们德国之声，因为他们觉得听这样的电台，才有真实的消息。大家绝对相信西方的自由，媒体报导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是现在，特别通过这一次，中国人对西方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德国之声：北大是民主、科学理念的摇篮，在目前西方对中国围攻的情势下，中国政府得到了人民前所未有的认同。北大的精英们在这种时候不是肩负着特别的责任，来敦促政府走政治改革的道路吗？
黄燎宇：这一点我们是接受了西方的观念。知识分子一直都应该行使批判功能。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批判者。北大的学生和老师也多多少少有一些精英意识。我们虽然没有专门去研究儒学，但我们知道儒学的一个核心就是匹夫有责。当然在目前这个事情上，我们是和政府站在一起的。所以这一次西方对中国作法的客观效果可能是好的。回过头来看，政府可能还会很高兴。因为你这样把政府、老百姓和知识分子逼到了一起，建立了一个统一战线。13亿中国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西方人很少关心。为什么老百姓支持政府？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吃饭、穿衣，社会平平安安，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高理想。西方不也是一样吗？你选总理、你选总统，拿什么标准？你不是也要看，谁能解决失业问题，谁让你过上好日子，谁让你国家保持平安。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中国政府做的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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