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法国杂志《月刊》约我写了一篇文章：《媒体独裁》，将在五月号发表。我写了4月7日这一天作为一个在巴黎的中国人的感受：
　　
　　4月7日是我巴黎十几年来度过的最为漫长的一天，也是最为黑暗的一天。这一天，巴黎的天空散发着一股种族主义的陈腐气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属于被奥运圣火所吞噬的人之一，当然是以人权的名义……当我听到记者无疆界组织的支持者们高喊“打倒中国”时，我的心碎了。对于我和千千万万中国人来说，代表着人类理想的法国，在这一刻，失去了光彩。我不由得想起了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是以你的名义而犯下的……”
　　
　　罗贝尔·梅纳尔正在将记者无疆界组织改造成一种媒体无疆界独裁组织，它在封杀一切与之不同的声音。两周以来，我一直在追踪记者无疆界组织的梅纳尔，想当面质问他，你是否谴责在“3·14”事件中无辜遇难的汉、藏难民，特别是那五位花季少女？为什么“自由世界”对此不置一词？相反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大肆使用“屠杀”、“血腥镇压”等词？
　　
　　罗贝尔·梅纳尔成功地在自由的法国构筑了一种精神恐怖，使得所有不同意他的人都不得不选择了沉默……文章发表后，很快，一位法国《解放报》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封信。一方面他表示理解我的愤怒，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很多做法确实“过分”。法国媒体、特别是他供职的《解放报》在圣火接力前后发表的文章，特别是4月7、8日所做的恶毒攻击中国的头版封面，他也是不赞成的。他也认为这样的封面已经使报刊成为一种“宣传”而不再是信息的传递者。据当时他告诉我，如果他在报社，肯定会反对这样来攻击中国的。他说，在法国国内政治报道中，报社发现越是采取一种激烈的立场，报纸的发行量就会越大。现在报社看来是将这种策略用到对国际新闻的报道上了。
　　
　　尽管这样，这位朋友却对“没有证据”一说很不以为然，认为我“故意”在“为中国政府辩论”，因为很简单，这与西方流行的“僧侣和平示威、军队开枪镇压”的固定观念是不符的！在这种时候，西方人就忘记了应该提供证据的恰恰是原告而非被告。这就是“政治正确性”在法国媒体和政界深入而广泛的影响的一个最佳写照。
　　
　　一旦逾越“政治正确”的界限将会身败名裂
　　
　　西方的“政治正确”是一道看不见的火墙，是制造传媒恐怖主义的“暴君”。它不仅规范着西方媒体自由的“度”和“界线”，而且规范着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是杂合西方中心主义遗产和冷战意识形态的敌意，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僵化和禁锢。这种禁锢正在摧毁法国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精神，这也是法国曾经伟大的文化今天日益趋于单一和褪色的主要原因。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法国和西方的媒体、政客这次在西藏和奥运问题上会择边而站，选择不顾事实而强烈反对中国的原因之一。
　　
　　“政治正确”起源于美国19世纪的一个司法概念，主要是指在司法语言中要“政治正确”，即“吻合司法规定”或“符合法律或宪法”。然而这一司法概念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却逐渐演变成为“与占压倒性优势的舆论或习俗相吻合的语言”。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谈话中，凡不符合占压倒性优势的舆论或习俗的话，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大约也在这个时期，这个概念传到了法国。很快，在政界和大众传媒界，这一概念便逐渐演变成一个政治概念，即在某些领域，存在着一道看不见、但却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条红线究竟在哪里，哪些概念是“政治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谁也说不清楚。但这条红线却成为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一道界线。一旦越界，将会身败名裂。举例说明：21日巴黎市政府授予达赖以巴黎荣誉市民称号，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明显是一个性质严重之至的挑衅。就连法国国家电视二台的新闻节目也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市政府投票表决时，巴黎市府议员对此争论非常激烈，反对者不明白为什么巴黎要如此抬高一名类似中世纪政教一体那样的神权领袖。巴黎市政府负责文化事务的市长助理克利斯朵夫·杰拉尔就反对授予达赖“这个反动分子”以巴黎荣誉市民的称号。
　　
　　于是，二台便播出了一则名为寻求真相、实则为达赖“正名”的报道，试图说明达赖已经不再是奴隶主，而是个“民主派人士”。耐人寻味的是二台节目主持人的一句话：“尽管这是"政治不正确的"，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追寻一下达赖喇嘛在过去和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位领导人，他主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也就是说，达赖已经进入了政治正确的领域，他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是———不仅仅是对的，根本就是不容怀疑的！连追寻一下他的过去和今天的政治主张，都是“政治不正确”的。

　　
　　这篇报道对达赖流亡之前其治下的政治体制———僧侣神权加农奴制只是一笔带过，却大谈今天达赖流亡“政府”如何“民主”；对达赖政教合一的神职身份与民主政治政制根本上的不相容却只字不提。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的。相反，对同样政教合一的伊朗霍梅尼、阿富汗塔利班等政权却再三抨击。这种对同一类事物出现两种明显不同的评价标准，均因“政治正确”在起隐性作用。以此可见，这种“政治正确主义”的无形禁锢是多么的强大、骇人。
　　只要沾上“人权”，就是不容批评、不容置疑的不仅仅达赖是“政治正确”的，而且所有的“人权斗士”及其主张，也都是“政治正确”的范围。因此，只要记者无疆界组织祭起“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号，那么不管其实际上贩卖的是什么内容，则都是无人敢反驳的。这几天，由于中国公众的强烈反对，中国民众自发的爱国热情高涨，团结一致支持政府，特别是法国华人爆发了针对法国政府和媒体的示威，法国方面感到了震惊，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对4月7日在巴黎上演的阻挠奥运圣火一事公开表达自己的反感态度。如法国国会议员费雷德里克·勒费布弗尔就发表了一封致记者无疆界组织秘书长罗贝尔·梅纳尔的公开信，强烈抨击后者干扰奥运的做法。但勒费布弗尔却与很多公开反对梅纳尔的人一样，并不敢公开指出梅纳尔的做法根本就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表现，相反却总是要躲躲闪闪地说其“宗旨是高尚的、方法是错误的”。这也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具体表现：只要沾上“人权”两个字，那就是不容批评、不容置疑的。
　　
　　法国电视三台最著名的文化节目“今晚（或永远也不）”主持人弗雷德里克·塔戴伊在昨天以“基地组织”为主题的节目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可以解说发生在法国的很多难以理解的事务。他说,在法国，“政治正确”意味着法国人不能研究他们的对手或敌人，因为研究对手或敌人就已经在事实上给了对方以合法性。也就是说，研究“基地”组织本身，就使“基地”组织在公众心目中有了存在的理由和地位……塔戴伊这番话也为我们指出了为什么法国知识界对中国等他们心目中的“对手”或“潜在的敌人”是如此不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每次与法国人辩论，都可以发现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大致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水平。不管中国在发生任何变化，对中国的批评永远是一类的，甚至所用的词汇、所举的例子，三十年来也基本没有变化。这都是因为“政治正确主义”导致法国人无法正确地谈论中国。甚至为了表现得比别人更正确，有的媒体如《解放报》就不顾一切表现得对中国更“狠”、更出格。
　　
　　新闻出版的客观、公正只能让位于“政治正确”
　　
　　最近法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让·吕克·多梅纳克在中国生活了五年后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令我担忧》。其实书中的内容大致还是相当客观的，但书名却是“政治正确”的：因为在法国是不能说“中国正在进步”这样的话的。当我询问多梅纳克为何取这样的书名时，他暗示我，事实上是出版社的主意！政治必须正确，尽管书的内容是另外一码事。他们标榜的新闻出版的客观、公正只能让位于这一位“暴君”。
　　
　　3月份以来接连发生在法国的一系列辱华事件，最终导致了国人的强烈反弹。现在法国人正在反思4月7日火炬接力在巴黎是否操纵过头，已经突破了“政治正确”所能容忍的范畴。因此才出现了法国总统萨科齐亲笔致函金晶，代表法国致歉的一幕。然而实际上应该致歉的并非萨科齐，其实是巴黎市长德拉诺埃。正是此人与记者无疆界组织分演双簧，导致了奥运火炬巴黎接力出现罕见滋扰、暴力抢夺。然而此君不但没有收敛，相反变本加厉地操控市议会，通过了给予达赖以巴黎荣誉市民称号的决议。这又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行为。这也再次证明，“政治正确主义”深刻地主导着法国政客们的思维和行为。一位生活在法国多年的华人对我说：“对于这种行为，中国人与之讲理，是永远讲不通的。因为像德拉诺埃这种"政治正确"的政客，是不跟你讲理的。他永远跟随"政治正确"方向走的。除非……”他话没有说完，但含意是明确的，除非此事深刻伤害中国人，中国游客从此不来巴黎，中国外贸订单消失……那时，只认实力的德拉诺埃才有可能稍微尊重一点中国人。
　　
　　“政治正确”这个词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成为法国政治和舆论词典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名词。它已经成为法国优秀文化的“终极杀手”，成为玷污巴黎先贤祠内如维克多·雨果那样伟大灵魂的毒药，它将导致一向崇尚思想自由的法国、法兰西民族，逐渐演变成一个思想单一的国家和民族。这已经几乎成为难以逆转、令人深为悲哀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