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德国发展援助部和发展政策研究所在波恩召开了一次伙伴论坛会议，名为“全球治理的挑战”。主题是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工业国在全球化格局下的角色转换，尤其是那些原来单纯接受发展援助的国家，现在也开始向其它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现象。随着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在国际社会的活动空间也大大拓宽。与此同时，逐渐崛起的中国也承受了更多的外部压力和批评，其中，针对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批评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中国的非洲政策究竟出现了怎样的调整，中西方对此的观念差异何在？非洲人有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呢？记者石涛针对这些问题请教了来自中国和非洲的专家学者。提及中国针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很多年长一些的中国人都回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的“坦赞铁路”。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铁路工程历时6年，耗资接近十亿人民币。对于正在经历文革动荡的中国，这样的援助项目着实是一笔庞大的开销。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周弘女士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对非洲援助有其历史意义，她说：“中国独立之后立即面对西方封锁，在这样的情况下，朋友越多越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什么滋味，所以应该互相支持。所以早期的互相援助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交朋友。通过我们给予人家缺少的东西，来交朋友。”
　　
　　事实证明，中国当时的“交朋友”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1971年，正是在众多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之下，中国重返联合国。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非洲朋友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八十年代之后，中国逐渐启动改革开放进程。对非洲的援助政策也开始从单纯提供稀缺物资，转向经济民生领域的援助。近几年来，中国的援助项目中又出现了很多教育培训项目，涉足领域也从单纯的经济议题扩展到社会文化层面。中国社科院专家周弘认为，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政策变化有其内在逻辑，实质上是中国自身发展政策变化的逻辑产物。但是，这种“中国逻辑”或者说“中国模式”在西方却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尤其是中国坚持不干涉受援助国家内政的原则。西方不少意见认为，中国以不干涉内政为借口，与那些具有极大争议的政权进行交易，以换取能源和市场，中国在苏丹和津巴布韦的投入就经常被用来作为批评的依据。周弘女士并不认同这样的批评：“中国对什么地方援助最多？中国从什么地方获取资源最多？中国不是在非洲援助最多，而是对亚洲国家援助最多。所以不能简单的把获取利益和援助等同起来，事实上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二，非洲国家要发展就要开发资源，自然会比较哪些国家的专家，哪些国家的发展模式更适合自己，结果是他们选择了中国。”
　　
　　在很多非洲国家看来，来自欧洲的发展援助往往附加许多政治经济条件，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援助自然具有吸引力。作为非洲大陆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南非与中国有很多的经贸往来，同时也接受来自中国的发展援助。南非外交部政策研究专家卡卡扎先生表示，他并不同意西方对于中国对非援助的指责，他说：“我不能同意那样的观点。原因正在于，中国从未像那些前殖民国家那样奴役过非洲。当中国人来到非洲的时候，是和我们进行平等交流。即使他们是为了开采能源而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问要付多少钱，这些都是正常的商业交易。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参与非洲经济发展是很受欢迎的。”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曾经经历了漫长的殖民地历史，因此对于主权问题异常敏感，在这方面，非洲与中国产生共鸣。南非外交政策专家卡卡扎先生认为，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的不干涉内政政策会在非洲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来，但他们确认不干涉当地国家的内政外交，尊重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独立的非洲国家希望保持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尊严，而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
　　
　　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召开，几乎非洲所有国家的首脑人物全部与会，这无疑是中国非洲政策成功的一个标志。尽管如此，中国在非洲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比如中国商品和劳工的输入给当地工业和市场所造成的冲击，南非的纺织品市场就曾经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制造的廉价成衣大量涌入南非，给当地的相关产业造成巨大压力，据称有十万人因此失业，这引起了工会等各方的强烈不满。但卡卡扎先生表示：“我们于是和中国政府进行协商，中国同意在一年之内不向南非出口纺织品。以确保那些受到消极影响的本地工业能够得到恢复。这个例子再次证明中国政府是开明的，他们会发现问题，并且愿意解决问题。”自从中国在非洲大展身手之后，欧盟、日本和印度也纷纷加入。其中，最近也召开了非洲峰会的印度尤为引人注目，有评论认为，国家发展程度类似的中印两国将在非洲展开一番激烈角逐，但卡卡扎先生分析认为，印度与非洲大陆的关系由来已久，而在目前的全球化背景之下，印非关系自然也会面临转型和深化，但印度在非洲的投入与中国并无明显冲突，进一步而言，中国与印度的竞争能对各方都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