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国内有学者提出，在美国霸权尤其是其制度霸权能力不足，已无法满足世界发展需求的情况下，“未来世界的稳定需要一种中美‘共主’的格局”。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诸多令人忧虑之处。
　　
　　中国与美国“共主”世界的观点涉及中国在全球层面的地位、作用及其外交取向。有人提出，美国的“单极稳定理论”在实践方面正面临着伊拉克战争后的诸多困境，尤其是构成美国霸权主要组成部分的制度霸权遭逢挫折，而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正从注重自身经济发展的国家转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帮助美国减轻国际秩序的负担越来越有必要，于是具备了中美“共主”的可能性。在逻辑思路上，上述观点似乎顺理成章，但国际关系的现实绝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假设。中美“共主”论面临的首要现实困境在于缺乏足够的“共识”基础。就美国的对华战略而言，至今依然没有改变“接触加遏制”的“两面下注”战略，其内在的动机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判断依然不明朗，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对中国“利益攸关方”的战略定位也是一种中性判断。当前中美在经济与安全层面是利益与分歧相互交织，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尤其是作为美国制度霸权核心价值的民主、人权等领域，在文明普世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上，双方的歧异和矛盾尚十分突出。因此，中美“共主”在价值与制度层面的“共识”基础必然是脆弱的，双方无法提供更多具有共识性的新规则等“国际公共产品”。
　　
　　很难找到共同接受的路径
　　
　　中美“共主”是单一制的“共主”，还是平行制的“共主”？这是在实践层面无法规避的问题。单一制的“共主”即中美在同一国际制度框架下合作领导，它既需要足够的共识基础，更需要地位的匹配。美国目前尽管需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同时又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充满戒意，当然更不愿意承认中国具有与其平等的地位，而中国也确实缺乏与美国实力匹配的国际地位，在主观上也注意保留着与美国和西方的适当距离。中国与西方八国集团的关系生动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目前尚不是八国集团的成员，一方面在于西方还不肯接受中国，另一方面，八国集团西方主导的特性也使得中国面临身份困惑，并在是否融入的问题上采取审慎态度。对于平行制的“共主”，笔者假设中美各自有自身领导世界的制度和轨道，在彼此认可的基础上平行发挥对世界的领导作用。这种“共主”更缺乏现实的可能性，美国不会允许，中国在客观上没有能力，主观上不会选择。
　　
　　近年来，中国自主创立了一些国际平台如上海合作组织、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同时加大了对巴以问题、伊朗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参与程度，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日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体现，但在美国的保守主义势力看来，却是侵蚀美国的势力范围，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乃至挑战美国霸权，并以攫取资源为主要目的。这本身就反映了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关系尚处在磨合期，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建国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尽管发生了多次调整，并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积极融入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体系“造反者”和“革命者”的身份，并开始具备履行更多国际责任的意识自觉和行动自觉。但是，“独立自主”无论是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价值基石，还是作为中国官方与学界的外交话语，从来都没有贬值，变化的仅仅是如何根据形势，与时俱进地理解和运用独立自主。
　　
　　在现实层面，如何处理中国外交“自主”与中美“共主”的关系是无法规避的。
　　
　　举例说来，霸权地位衰落后的英国对美国的外交目标与实践或许可以用“共主”概念来概括。英国是有着自己深厚外交传统的国家，并尤以“均势外交”而著称，但二战后为了延续“帝国斜阳”，英国采取了追随美国的“特殊关系”外交，不仅曾因此而被孤立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时至今日又由于片面追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使国际形象受损，并成为“政治神童”布莱尔首相政治生涯的最大败笔。相反，法国战后的独立外交成为其大国复兴战略的最大亮点，奠定了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坚决反战者角色也使其得分颇多。中美“共主”如果成为一种话语乃至政策取向，不仅美国不一定买账，周边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会产生种种猜疑，中国民众尤其是有长期“受害者心理”和反抗外侮传统的民众也很难接受，布莱尔的黯然离去就是生动的例证。
　　
　　
　　
　　
　　
　　培育健康稳健的大国心态
　　
　　在本质上，“共主”与“共治”的观点反映了一种急于发挥中国对世界领导作用的不成熟的大国心态。笔者以为，在当下处在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关键时期的中国，在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上，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还远未完成，用西方的学术话语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后来的“学习”者，对于复杂的国际制度的理解、把握和驾驭的能力仍十分有限，甚至在许多领域还十分陌生。
　　
　　就自身的力量来说，中国远不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均拥有超群力量的综合实力大国，为世界支付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成本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就外交哲学和文化传统而言，中国外交没有“领导”和“主导”世界的传统，今天也没有这种欲望和企图；就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而言，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世界影响也还有限，中国外交更为看重和强调的是不把某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强加于人，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制度产品”还缺乏国际性，也就难以供给他人。
　　
　　因此，无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地区层面，中国与大国“共主”、“共治”世界万万不可成为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同时更不要由此熏陶出一种急于发挥世界领导作用的大国国民心态。受当代中国政治情境的影响，“大跃进”的思维模式仍会不时体现在国人对内外问题的认知上。“新国际主义”正成为时下外交学界的一个流行话语，但我们绝不需要那种超越国情的“大跃进”式的“国际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