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的和平发展：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新模式
　　
　　所以，从西方的大国崛起与霸权国的关系来看，大规模战争是二者关系的主线。因此，西方学者从过去的西方历史来看一个新兴的大国与霸权国的关系，多半会得出二者必然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悲观结论。他们也会倾向于以此推论说，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但是，所有上述那些从西方历史来推论中国不可能和平发展的观点都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即把西方的历史逻辑演绎到中国身上，而忽略了一个根本不应该忽略的重大问题，即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独特的东方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既与西方的历史大不相同，也与日本等东方国家有重大的区别。恰恰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本质，也决定了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关系的主要方面。
　　
　　西方国家中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尤其是新兴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争，归根到底是为了争夺权力或所谓绝对安全、绝对利益和霸权而引起的。
　　
　　西方的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大国兴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权力、增加权力或者显示权力。大国崛起一般都会导致大国战争，因为 “一国权力的增加将会引起另一国权力至少同种程度的增加”，其结果是要么有关国家都停止增加权力，要么就是“一国已经赢得或者自信自己赢得对于另一国的决定性优势，然后就是弱者屈服于强者，或者由战争解决问题”。[36]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明确指出，大国崛起只能依靠战争。因为通往大国俱乐部的阻力太高，“除了战争以外，某一大国权力的经济基础以及其他方面的基础的变化速度并不比另一大国快多少。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不足以使各国地位发生重大而稳定的变化。”[37]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同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追求权力的假设，同时借鉴了新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米尔斯海默强调国际结构鼓励国家追求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整个世界充斥着这永久的大国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时时萦绕在大国之间，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38] 只要把新现实主义结构图中的“安全”替换成“权力”就成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大国战争的因果结构图。
　　
　　而中国的和平发展在许多方面都与西方的大国兴起过程有重大的不同。
　　
　　1.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以单方面追求本国的权力为目的。中国并不认为现在的大国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的快速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大国的影响力的下降，中国主张与他国共同发展，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中国主张“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已、以邻为壑的事情。”[39]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20 多年的快速发展，带动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许多国家已经从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受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中国2005、2006 年的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发展率提供了17%的贡献，东盟和许多国家从与中国的贸易中得到大量的经济利益。此外，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出现的还有俄罗斯、印度、巴西以及东亚国家的快速发展。至于西方大国经济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主要应从西方经济结构本身中寻找原因，而不能归之于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中国贸易顺差太多或人民币估值太低等原因。
　　
　　2. 中国的和平发展并不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中国奉行共同安全的新型安全原则。在西方大国战争史上，正是由于新兴的大国谋求追求自己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不断扩军备战，从而导致其他国家的疑虑和恐惧，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这大大提升了军事对抗的紧张度，许多战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与西方的新现实主义分析不同，中国反对国际关系中美国奉行的绝对安全观念，反对美国在追求绝对安全过程中推行的所谓先发制人、建构国家战略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防御体系的做法，并不认为只有自己保持绝对的实力优势中国才能得到安全。相反，中国主张，“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架构。”[40]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战略方针是优先发展经济和优先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虽然也有很大提高，但相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来说是很滞后的；中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大国的现代化军事水平来说也是较落后的；从1979 年到198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423.8 万减到323.5 万。至1990 年，全军总员额减到319.9 万，共裁减103.9 万；1997 年，中国决定在三年内再次裁减军队员额50 万，使中国军队降至250 万的水平；2003 年9 月，中国决定在两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20 万，使军队总规模降至230 万。与此同时，中国国防费用，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军费规模和水平又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并没有把国防建设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中国一贯控制国防费规模，按照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合理安排国防费，改革开放以来，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国防支出。1979年到2004 年，中国国防费用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1979 年为17.3%，2004 年为7.76%，下降近10 个百分点。”“2004 年，中国的国防费用为2199.86 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为265.79 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61%和7.76%。2004 年中国的国防费用仅相当于美国的5.77%、英国的41.03%、法国的75.65%、日本的63.97%。2005 年，中国的年度国防费预算为2477.56 亿元人民币。”[41]
　　3. 西方历史上的大国战争往往都是由于争夺势力范围而引发的。在西方近代史上，引发大国间战争的主要原因，往往与争夺利益范围相关，它们争夺亚非拉落后国家的领土、市场、原料，为了保证不在瓜分世界利益范围的进程中落后，它们又往往把一些小国、弱国拉在一起，形成所谓的被保护国；同时，西方大国间的军事联盟集团政策，也是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和平发展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与世界各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但中国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排他性的、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联盟，中国坚持不结盟的方针，这就大大避免了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之间的军事结盟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小国、弱国的关系，也没有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与被保护国、附属国、势力范围的关系，中国奉行与所有国家无分大小一律平等相待的方针，不把任何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没有西方大国史上那种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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