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温家宝3月5日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中国外交政策时，没有提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海外舆论认为这标志着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中国的外交思想和理念正在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转向大国的“有所作为”。尽管中国将“更积极负责地参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中国的外交原则仍然不会出现范式性根本转变，以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实用主义外交仍将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基调。

　　其实，中国外交政策仅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搁置了一周的时间。中国外长杨洁篪3月12日在两会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回答南海区域主权争端时，重新强调“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贯穿中共建政以来外交政策的理论主线。这一主线不但反应在中共建政后突破外交孤立与封锁的努力中，也在重返世界外交舞台后的冷战苏美两霸抗衡时代和后冷战时代美国单极称霸的世界格局中，都是中国奉行的外交立场。五项基本原则的核心理念实际上只有一个，那便是国家主权第一。

　　不管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形态作和演变，“弱国无外交”这一观念深入中国政治领导精英阶层的头脑，“富国强兵”成为最高的也是最紧迫的治国目标。中国是个大国，这是两千多年历史与文化的沉淀在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中留下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大国崛起”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重新“恢复”失去的大国地位。因此，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的最终指向是“有所作为”，是重新赢得作为一个大国的荣誉，在这一目标没有达到之前，中国政治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是不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方向转变的。

　　所以，要想判断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就要看中国人是否已经认为自己的“国足够富，兵足够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当然不是外交上的"韬光养晦"的直接结果，但是它至少间接印证了低调务实的外交政策的正确性。在中国刚刚开始尝到“大国崛起”带来的自信的同时，历史的屈辱烙印一定还没有消除，它对自己所处的外部世界一定是充满不信任感和危机感，在美国依然单极称霸的今天，中国在外交行为上一定不会是很招摇的。

　　自中国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已经与全球化过程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考虑，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实用主义的，就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不出头、不扛旗”，只关心国家利益是否得到了保障或者损害。

　　由于缺乏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的信任感，中国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始终不会出现本质的改变，温家宝说的中国将“更积极负责地参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必定是本着现实主义加实用主义的一贯外交原则，一切都以是都否有利于国家利益为尺度。因此，只要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内政上不是中国的制度基础，在外交上也不会有范式革命意义上的转变。由于自由民主制度与政治专制制度相比在道德合法性上有着天生的优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除了抱守“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幷无更多的道德选择，这也是中国外交政策更多是采取防御性守势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