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中国也派了李鸿章等大员赴欧洲考察，得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说英国的国会辩论是“乱哄哄的”，说外交人员的交际舞“不成体统”，对西洋科技更受其老师曾国藩“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的影响，表现了对洋痍的鄙视。在以后通过洋人镇压太平天国的实践中才承认了西洋科技带来的“坚船利炮”的威力，走上“洋务运动”的道路。但清政府依然在思想上非常守旧，那时中国自主修建了第一条用于运输煤炭的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后，清政府认为火车震动了东陵的先王神灵，只准以骡马拽引车辆，人称“马车铁路”。而此时的日本由英国人建成第一条铁路，明治天皇亲自参加了通车典礼。7年后，日本已经开始自己设计和修建铁路。此时，欧美各国已经进入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武科考试的内容却还是弓马骑射，文科考试的内容仍然是八股文章。中国愚昧到这样,甲午战争不败简直就没有天理了。
至今国外的史学家对中国公私不分，胆敢把海军军费挪用致使甲午战败一事迷惑不解。事实是，光绪皇帝担心慈禧太后干政，竟用国家无法承担的财力来为慈禧修个安乐窝。说来说去，失败的原因还是个政治问题。在战后中日的谈判桌上，日本的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为免彼此争论，空耗时日，唯有同意与不同意两句话！”就是说，只有Yes或no。只要李鸿章说个“No”，日本也就完了。可李鸿章偏偏没说！为了逼其就范，日本的小山丰太郎一枪打瞎李鸿章的左眼，老头儿在病床上眯着另一只眼可怜地乞求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能不能快点开始谈判？
每每掩卷叹息，我中华民族曾有多少优秀儿女为中华崛起而奋斗，而献身。林则徐严厉禁烟，关天培战死沙场，陈化成喋血炮台，左宗棠抬棺出兵，邓世昌以死尽节，义和团以血肉之躯抵挡洋枪洋炮...可每次的以死抗争都无济于事，甚至换来的是更大的打击和耻辱。中国的特权阶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先是拒绝任何触动自身利益的改革，后是将改革引向歧途。他们先是不承认洋人的先进武器的重要性，说什么“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后是不承认中国的制度不如人，鼓吹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后来不承认思想和文化不如人，排斥西方的价值观，妄言什么“中华思想道德远在西人之上”。他们看不到中国自己三省六部制机构重复、落后，缺乏效率；看不到正是西方“平等”的思想才让教育平民化，让轿车、乘飞机旅行和互联网成为民众的消费品。而中国“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处事哲学只能让国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好死不如赖活着”和“有奶便是娘”的世界观打造了背叛民族的汉奸、卖国贼；“传宗接代”的愚昧思想却是造成中国人口泛滥之根源。
俄罗斯与中国国情相似，但国势走向却恰好相反。彼得大帝时的俄罗斯，95%的人是极度贫困的农奴，每个女人要生十五到二十个孩子，半数的孩子生下来不到一年就贫病而死。俄国人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个人中能识字的也超不过三个，连贵族地主和他们的子弟大多数也是文盲。为了俄罗斯从愚昧中走出来，彼得积极推行扩张政策。他先是流放35名贵族丢妻别子出国学习海军；于1697年派出250人的大型使团去西欧访问；后来干脆自己隐姓埋名，扮作一个下士出国。他在普鲁士学习造炮技术，在荷兰当木匠学造船，还访问了许多专家学者，聘请了其中一些人到俄国讲学。从十九岁开始，彼得以下士的身份在军中服役，他甚至亲自驾驶小船攻击敌军战舰，在战斗中为迫击炮装填弹药。他在行军途中和士兵一起挨冻受饿，在肮脏的泥泞里摸爬滚打，有一次战斗中还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打穿了帽子。就是凭着这样的精神和责任心，他使一个落后、愚昧的俄罗斯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
俄国在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但由于革命的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列宁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击退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的武装干涉，于1922年底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亦简称苏联。那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突然晕倒，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昏了。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却没有从中为自己留下能填饱肚子的食品。正是由于苏联曾有这样的领导集团，苏联终于成为超级大国。
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加上八国联军侵华，让清政府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于是清政府才下决心编练新军。但由于新军需要有知识的年轻军官，孙中山的同盟会成员便大量进入军队，开始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最后发展至起义，清朝就这样完了。末代满清遗老在编《清史稿》时不由得感慨：“本朝以兵兴，亦以兵败。”孙中山是在海外接受的西方教育，他的立国思想是建立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可惜中国当时并没有经过思想“启蒙运动”，最后归于失败。后来国共双方都在苏俄的帮助下建党，又因“争夺革命领导权”而断断续续地厮杀二十年，最终共产党获得政权。
中共的胜利取决于几个因素：一、组织纯洁。中共是在“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的白色恐怖下生存下来的，没有现在的这些政治投机者。二、政治民主。党在犯了错误的时候常常作自我批评，领导人也因此而更换，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一次“军事检讨”会上掌握领导权的。三、领导集团有坚定的信仰。在长征路上，时任中共总负责人的博古带头抬伤员；前任中共总负责人李立三一直坚持着把生病的周恩来抬出沼泽区的；有的受伤的将领为了不让别人抬，自己跳进沼泽而牺牲。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为了理想，把生留给别人，把死留给自己。乔治·海德姆，一个美国医生。他在南京看到被国民党枪毙的共产党喊：“共产党万岁！”他就觉得他们一定是干的很不错的人，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到了延安。他到过附近一个过去叫“肤施”的县城，据说释迦牟尼修道时看到鸟雀饥饿，而自己也没有粮食可吃，只得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来喂它。这鸟吃了“仙肉”就成为一只“仙鸟”，后来落在这个地方就化为这里的一个小镇。海德姆听后眼眶湿润，他认为莫哈默德、释迦牟尼、耶稣、共产党人都是一样的人，他们都是舍弃了自己的幸福、生命来“普度众生”的活的上帝，所以他也参加了红军，10年后他们进了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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