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非洲进行了至少一个世纪的强暴，以及支持过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独裁者，如今却急不可待地骑上道德的高马，谴责中国的非洲政策。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英国一所大学的历史系转到法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这所学校感到有必要聘请理解亚洲的学者，希望商学院学生和企业主管能对世界那个地方的驱动力和态势有所了解。
　　
　　日本是当时大家关注的焦点，有关日本管理秘密的书籍被大量出版。那时候，日本占据了我至少一半的时间。整个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前往日本。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才第一次造访中国大陆。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我们为企业主管引入了一门有关"在中国从商"的课程。尽管该课程十分成功--当时是欧洲企业发现中国的时代，其实没多少实质内容。与中国做生意更多的是一门"神学"或"炼金术"，而不是科学。
　　
　　我初次造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82年，去的是深圳、广州和厦门。除了跟一个法国商业代表团当顾问外，我还在广州中山大学和厦门外贸学院作了一些讲课。那是一个令人非常兴奋的时代的一种特别体验。有一天，我在中山大学讲完课，学生们问我愿不愿参加他们的迪斯科舞会。虽然我平时对迪斯科没什么喜好，但在1982年的中国参加迪斯科的诱惑却不可抵挡。当到了指定地点后，我发现学生们都在听音乐，要么就是在瞎转。
　　
　　我的到来受到了学生们的极大欢迎，我从未遭遇过那样的喜悦之情。学生们解释说，他们有磁带，但不知道怎么跳。问我能不能给做示范？谢天谢地，当时没有熟人目睹我的这出"洋相"！在上世纪最后数年，我去中国的次数比去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平均一年6次左右，我的学院工作的40％都集中于中国，或愈来愈关注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相比之下，我几乎不再去日本了。不是出于有意识的决定，而是世界的重心已经转移了。
　　
　　中国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之路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真正腾飞是在10年前。在中国发生的变化--无论是全球贸易和投资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变迁，都是惊人的。
　　许多学者喜欢引述据称出自拿破仑的有关中国的警句："让中国沉睡吧--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拿破仑本人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但现在看来，我敢保证他希望自己说过这话。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接近于一种超现实状态。一方面，美国的经济规模仍远远大于中国。就人均GDP而言，两国间的差距尤其巨大--美国超级富裕，而中国十分贫困。但是，这两个经济体变得彼此高度依赖。
　　
　　中国人的影子在美国的经济中处处可见--从T恤到债券的几乎一切。因而，尽管美国国会当前的反华保护主义言论一再发作，但其实美国消费者或美国财政部很难脱离中国。中国已崛起为全球一支政治和文化的力量。它已成为世界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远超过日本。愈来愈多外国人选择在中国生活、工作和学习，选择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的世界大学生也愈来愈多。我敢说，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还没有拥有如此程度和速度的"命运逆转"的其他例子。不过，尽管如今很少有人讲"贫穷中国"，但绝不是说中国就没有穷人了。事实上，数亿中国人仍生活在贫困之中。但今日中国的形象是富裕的形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中国人"这个字眼令人想到的是洗衣工或餐馆老板，到了上世纪90年代却变成了高技术和资金雄厚的形象。
　　
　　北京将迎来亚洲第三次夏季奥运会。奥运会在亚洲往往被赋予重要的象征意义。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宣告了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其后一年，日本加入了经合组织（OECD）和关贸总协定（GATT）。1988年汉城奥运会宣告了韩国从军事独裁转向民主并从发展中经济体变为发达经济体。韩国在奥运会后不久也加入了经合组织。
　　
　　北京奥运会被视为中国的展示盛会。不过，负面看法挥之不去，那些视2008奥运会为中国继续开放之明证的人，和那些视之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重演的人之间发生了争论。西方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力量可能变得强大。北京奥运会可能是一个巨大成功--但同样可能是一场灾难。但中国也成了反映西方之伪善的靶子，这可见之于北京奥运会，最明显的莫过于西方对中国在非洲不断扩大的存在的歇斯底里反应。西方对非洲进行了至少一个世纪的强暴，以及支持过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独裁者，如今却急不可待地骑上道德的高马，谴责中国的非洲政策。几百年来，全球社会的"高桌"（high　table）一向为西方大国所独占。今天，西方觉得它或许应该邀请中国加入，但不能确定何地、如何以及何时中国才会正式成为八国集团成员国。一个宣称负责管理全球经济的机构包括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以及俄罗斯（其GDP小于葡萄牙），但继续排除中国。这一事实说明了一切。（作者 Jean－Pierre　Lehma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