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印度的影响引起很深的争议与热烈的抗辩。在社会层面确实如此，年轻人成为西方流行文化的奴隶。印度传统往往被定义为西方价值的对立面。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政治。例如左翼担心的不是核电或具体的印美核协议，而是担心这个协议会不会是美国和西方把印度拉进战略拥抱的陷阱。换言之，这协议是特洛伊木马，东印度公司可能从当中跳出来，迫使印度人再一次为独立而战。南迪（Ashis Nandy）给这部印度精神戏剧起了名字。他把西方描述成寄居在印度内部的亲密敌人。但不管是怨恨还是欢迎，西方的影响力是明明白白的，就存在于公众喧闹的辩论中。美国可能被政治家和一些知识分子视为西方所有错误的具体化身。但另一种塑造印度思想的重要文化/文明影响力——中国，却很少引起辩论。这种影响力显然存在，尤其是通过大量印中比照。如果说西方是印度的亲密敌人，那中国就是它的影子幽灵（shadow double）。

　　尼赫鲁曾设想以印中为两极的亚洲联盟。印度于1949年10月30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二个作出这种承认的国家。在五十年代初，联合国安理会有一个常任理事国的位子是留给印度的，尼赫鲁拒绝了，于是这个位子给了北京（在后来的半个世纪，印度却愿意为获得这个位子付出巨大努力）。尼赫鲁认为把这个位子给印度的举动是针对中国的举动，在最近，卡拉特（Prakash Karat）代表CPM（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又重复了这个姿态，把取消对印度的技术壁垒的核协议解释为包围中国的伎俩。印度在1962年后建立军事实力并准备取得核武器，中国是主要的灵感来源。1964年，印度共产党对中国路线的忠诚产生分裂，导致CPM的建立。从CPM进一步分离出来的纳萨尔派高喊“中国的主席是我们的主席”的口号。

　　当中国从毛泽东主义转向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撼动世界，这场地震留下了印度余震。印度左派和右派如今都援引中国的发展模式，认为值得模仿。西方现代性可能令人烦恼，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是可接受的。邓小平在1979年发动经济改革，辛格（Manmohan Singh）在1991年追随其后。当奇丹巴拉姆（P Chidambaram）在1997年宣布它的“梦想预算”，他援引邓小平的话来支撑这个改革议程：“发展是唯一的硬道理。” 奇丹巴拉姆把握了政治脉搏。试想一下，如果他援引的是撒切尔或者世界银行一些欧美经济学家，那会触动什么样的政治波动啊。可能预算就会就像现在的核协议一样被叫停。在1997和2007年间，变化不大。总理辛格要求副手们广泛传播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演讲《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最近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经济峰会上，奇丹巴拉姆称赞中国领导人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工程的能力。国防部长安东尼（A K Antony）前往印中边境乃堆拉通道，惊讶于中方一侧明显优越的基础设施，尽管他在此际的评论是给政府的抹黑。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巴塔查尔吉（Buddhadeb Bhattacharjee）毫无顾忌地称赞邓小平是推动孟加拉邦工业化的灵感。西塔拉姆（Sitaram Yechury）在CPM喉舌刊物《人民的民主（People's Democracy）》最新一期讨论货币管理时，吟咏道：“我们有必要向中国学习”。

　　中国显然在印度大行软实力。除了宝莱坞电影，很难想象印度在中国有相称的影响力。中国和印度代表着现代性互补的两半。印度建立了政治民主，而中国展示快速工业化的能力，并凭自己力量重新振作起来。中国对印度的影响力有其积极的一面。既然印度可以在政治上现代化，它也可以振作精神开展经济现代化。鉴于印度的政治阶级和同道的知识分子的总体僵化，至少有一个国家的经验是他们所乐于借鉴的。那不是坏事。但没有必要为中间王国（middle kingdom，指中国）的绚丽光芒所惊呆，除非印度希望自己对中国的关系等同于那时的中国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