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国外交上碰上了难得一见的奇观：德国默克尔政府上任伊始就将外交路线急转向“右”，情绪化地推出了与上届政府“近乎”相反的外交路线。而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却因为首相的更换使两国越走越近。这种现象相信关心国际关系的人都看到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要探究出现这种奇观的原因以及应对的思路。

　　立论语境：以中国为重心。立论原理：经济决定论。立论背景：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大国间的格局调整，历史的事实是：这种调整通过和平的方式达到成功是不多的。

　　观点一、地缘、历史以及文化原因造成日本首先拿中国崛起发难。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在最近几十年不能说不好，最好的时候可以说比科尔、施罗德时期的中德关系好多了。只是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日本陷入10多年的危机后，日本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于是日本成为第一个向中国说“不”的大国。原因不就是地缘、历史以及文化的纠葛甚至是相通吗？细说就没有必要了，大家都明白其中的理。

　　观点二、德国情绪化发难绝对不会是大国中的最后一个。

　　这次德国以默克尔为代表对中国提出过急的发难，只能说让中国人不好忍受，也就是过火了些。其实不就是德国要改变顺应中国发展的政策罢了，不要搞得太邪乎，太不着边际，有些离谱。但中国人要有准备，德国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国现有的经济贸易国中，特别是贸易大国中，贸易顺差大多在快速增长，而且，中国对外贸易的实力已经从矿物、衣服、扣子跃进到无所不包的高端产品，如果在5—10年内实现大飞机、大装备等高技术出口优势，实现真正的“通吃”，那么，不要说德国，地球人都吃不消呀！最近有一个新的消息，俄罗斯也被中国“顺差”了！而且接下来想不顺差都难！天哪！

　　而且，依照各种国际组织预测，从现有的中国发展轨迹中，看不出中国作为全球发动机有减速的可能。一个小村庄为全球人生产的扣子每年人均5个，每年推向市场的电脑不计其数，宽带线缆绕地球几十圈，而且价格一定全球最低。你说他们的政府能不急？

　　观点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实力大国，统筹平衡全球关系应该成为中国的外交核心工作之一。

　　近年来，美洲、欧洲不少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对中国商品时有极端行为出现，从民间到政府都有。最近快速演进的金融战——汇率之争，更显示出基于中国发展所引起的纷争。这种情况中国人一般会认定为歧视或不公平的态度使然。其实，目前更多国家的人们表现出的是对趋势的恐惧，因为现实的影响才开始。

　　但中国现在必须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以中国人口总量和个体聪明勤劳，以现代化的生产手段，生产能力早已经不是问题，随便在路边上一个项目都可以达到全球生产能力数一的工厂。以中国的融资能力，只要愿意，随随便便就可以引进或者融资千亿元。谁都知道，全球商品（和服务）总需求量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是一个定数。所以，中国人必须尽快超越简单经济总量的意识，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规划、引导产业发展和优化。当然，许多人会说中国人或中国商品有竞争力，只要放手竞争我们都能赢。这可能吗？现实是不可能的！必然导致冲突。

　　在中国人的主流文化里，从来就没有提倡懒惰的，但到欧洲一看，那就是一个“懒人”的天下——一个福利的、休闲、讲究摆谱的社会。下班之后坚决没人干活，星期天公路上没有一辆公务车。这个可以从法国最新上台的总统萨科齐力推的政策“豁免对超时工作的征税”（意思是鼓励加班）可见一斑。你想想，以这样一些人的状态，他们能生产出有竞争力的同样产品（服务）吗？他们对竞争的未来能不恐惧吗？当然，已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竞争，主要并不是在一个简单的人力或技术水平上的竞争，他们现在的享受型社会模式本身并不是什么罪恶。

　　为此，中国必须从内外两个方面统筹平衡好全球关系：

　　A、中国的人均GDP高水平不可能主要依赖全球市场消费来达到，必须在完成工业化、信息化的同时完成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推动社会发展、消费升级。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依赖国际市场来发展的国家，目前还可以以开垦“处女地”继续维持，但必须看到没有可持续性。

　　B、在尽快完成主体产业现代化改造过程中，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服务）中的比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打造富足的社会基础，进而加快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现在西欧人们的劳动观念不值得推崇，但是，那种社会状态还是令人向往的。

　　C、要密切关注世界主要大国的平衡诉求，特别是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呼声，主动做好平衡协调，防止出现政府层面的偏激、对抗行为。鉴于对主要国家的贸易顺差现状，必须尽快遏制住继续增长的势头，防止对抗扩大影响大局。

　　以我为主，不怕别人左转或右转，大国关系系于利益，平衡即是和谐，平衡世界就是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