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为主，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开明化这个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
我是1990年6月访问苏联的，当时就感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方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首先是苏联经济非常困难，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Gum, 漂亮的俄罗斯传统拱顶商厦内，买什么都要排长队，在皮鞋和大衣的柜台，只有一两种式样，排队总有1百来人，而且需要护照才能买。莫斯科的天气比我预期的要冷，我想买一件风衣，便开始体验苏联式排队。一个小时后轮到了我，一个服务态度非常粗鲁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仅有护照不行，还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证明，我只能作罢。中午又步行了一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餐馆少，都排着长队，营业时间又短。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改革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接着，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当笑料。
我记得1993年“休克疗法”的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曾来瑞士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原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立即退场。萨克斯一脸错愕。阿巴托夫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就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保守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
但是，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了解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而当时又迷信西方、迷信美国，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
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其他模式好。不管今天中国社会有多少问题，中国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以来最好的时候。
总之，比较中国过去三十年中曾经出现过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不到30年的奋斗，经济规模增长了十倍以上，近3亿人脱贫，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大大减少了。如果说我们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现在我们是真正地赶上来了。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9年的140年间，持续的太平时间最长没有超过八、九年，我们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乱。但从1979年开始，我们第一次保持了近三十年的持续发展。不管今天中国社会有多少问题，中国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以来最好的时候，解决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也是前所未有的。绝大多数的国人也都为此成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甚至牺牲。
我今年8月在香港《领导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回忆邓小平的文章，后来网上转载，我看到一个帖子，只有一句话，却使我很感动。帖子是这样写的：“邓小平有功，虽然我下岗了”。没有下岗工人所做出的牺牲，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这个关，闯不过去。我们应该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现在的弱势群体，并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也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大变革的社会里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可以化解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的心态也会更平和，生活也会更温馨。中国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种外部力量能阻碍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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