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瑞福警告，美中共同管理危机不可以为共管意味双方利益一致。例如，美中都同意台湾不应片面改变现状，但中国定义的现状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美国则不接受这种定义。其次，不可因共管而将美中关系拉高到美国与其他盟邦之上；也不可因共管，而排除其他重要夥伴。例如美国为与北韩达成协议，竟然在未告知日本的情况下，派特使访问平壤，就是值得检讨的事情。此外，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美中共管台湾，而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却无代表出席，有失公平。

　　薛瑞福并强调，共管不可被绑架或利益交换。例如他最近在会见一位中国高层官员时，这位官员赤裸地向他表示，如果美国国会坚持颁奖给达赖喇嘛，布希总统也坚持要接见他，中国可能就无法在缅甸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这就是非常要不得的利益交换。

　　最后，薛瑞福提醒美国政府，与中国共管危机，要注意盟邦的感受，例如欧盟、日本、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对美中共同管理危机，应该都不会感到太舒服。

　　不过，薛瑞福到底还是明白，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美国协助台湾捍卫自身安全，这些是美国的利益，却不是大陆的利益。

　　薛瑞福还看到，布什政府和陈水扁政府之间互不信任，所以华盛顿也在等着，看2008年3月22日以后的台湾总统当选人，或看5月20日以后的新总统。他说，他相信，明年不管谁当选，关系一定可以改善，因为美国希望有机会之窗。台湾大选之后不久，美国也要大选。要改善关系，必须双方都有意愿，现在双方都不把改善关系视为当务之急。

　　由于美国国际地位的假象，美国学者的很难走出欧洲中心论或美国中心论的局限，这一点是可以很清楚地从上述美国学者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中得出的。

　　在台湾问题上，他们根本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根本不愿意正视现代中国人对于屈辱的前一百多年的痛楚以及改变现状的决心和意志；同样他们无法正视曾经在朝鲜战场的狼狈的结局，在他们看来，中国大约和伊拉克差不多，可以由着他们摆弄。

　　看着他们的发言，只能产生一种感觉，语言和文字实在是多余的，这些强权主义的吹鼓手们并不是在做什么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思辨，仅仅只是在完成一项商业广告的宣传，而这一项商业很可能必须诉诸战争来实现。

　　强权政治观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又一致命的缺陷，其致命之处就在于他们在迷茫中维护一个必将崩塌的巨像，甚至不知道那些纷纷扬扬的尘埃其实是巨像破裂的前兆。如果把英国学派的理论作一个比照，可以感觉出美国人的宗教特性已经导致其社会理智的丧失，或者说他们已经无法达到英国人的理性，而更接近于希特勒的偏执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狂热。

　　英国学派认为：

　　现实主义传统与革命主义传统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相反的。(壶公评论07-1zzisl11@sohu.com)

　　现实主义传统与霍布斯思想相对应，是国际体系论，强调国际关系是国家间的冲突，国家的利益是相互排斥的，以权力寻求利益，以冲突解决国家间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主导特征；

　　革命主义传统与康德思想相对应，属世界社会论，认为国际关系领域存在限制国家行为的道义法则，应以个人为主体的世界社会取代国家体系，以超越国家体系、追求世界大同；

　　理性主义传统与格劳秀斯相对应，为国际社会论，认为国际政治的特征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尽管存在冲突，但受到共同规则和制度的限制。如同格劳秀斯的两大贡献：阐述了国际法的概念；提出了公海自由的经典理论。也就证明了冲突与合作是并存的。

　　英国学派承认三个传统的共存与互补的关系而不应该是对立的。三个传统的结合将组成一个最优化的思想体系。英国学派因此确立了“国际社会”的核心思想。

　　英国学派重视对欧洲传统文化的继承，包括基本的两个方面：倡导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据事直书，接受《普鲁士史新编》、《腓特烈大帝传》等文中强调的普鲁士具有的民族特性，不仿效法国的制度的思想，并且摒弃启蒙时代普遍人性的观念，关注各民族的独特的文化价值；又从英国人的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是把文化与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把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于不同的文化之上。

　　英国学派的特色体现在传统研究方法即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上。它与历史学、法学和哲学即一脉相承，也把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紧密结合，为世界历史和国际法、哲学、国际政治经济等学科创建了基础。英国学派既然以历史分析法思考国际关系，从历史演变中理解国际法和哲学伦理，探讨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因素，实质上是把国际关系作为社会科学来看待，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则带有更多的道德色彩，并因此关注未来发展问题。

　　既然如此，英国学派也就大致走出了欧洲中心说，也就是站立在全人类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了。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遵循“科学主义”的方法，主张以实证方法、技术手段、数量和价值的确定、科学推论和信息处理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于纲领和主义类的一体化理论体系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思想和国际关系政治哲学的对比，在视域上有明显的高下之别。美国学者困于地缘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经历，与欧洲人分道扬镳。关于关于台湾的言论也确实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种心态，毕竟“东风压倒西风”还只能从趋势上来说，一些蠢犲型的政客对于趋势问题有一种莫名的抵触情绪，于是有了螳臂挡车一说；一些懦弱型的政客对于趋势总不免惊惶失措，于是有了鼠目寸光一说。

　　但是，此类现象对于人类文化的演变而言，倒是有十分实在的意义。它实际上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话题：人类在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夾击中如何建立二者的统一，即人类社会如何在维护众生的前提下得到发展？这是新时代的义利之辩。

　　美国人既然信奉权力，奉行利益至上法则，固守于单极的思想，关于台湾的言论其实只是他们国际关系理论的缩影。在欣赏他们的表演的时候，不免生一份怜悯，这些美国人是如同英国人一样平静地退出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呢，还是如同德国人因为对超级大国地位的追求而身败名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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