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08年总统选战已经紧锣密鼓地展　开，各路人马搭台抢位，筹款辩论；媒体智库也纷纷品头论足，出谋　划策。“布什后”美国总体政策的走势，包括对华政策的雏形，也在这看似纷纷攘攘的躁动中悄　然成型。

　　美国总统候选人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就好像是在说美国的“和平衰落”　2008年底的这次总统大选，早就被包括《时代》周刊　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公推为1928年以后“最不可预测”的一次大选。在最新的民调中，高达70%的选民认为，美国现在的政策轨迹和发展方向是“错误的”。　如果把美国比喻成一辆车的话，选民希望的是彻底翻修，而不是小修小补。众多盘根错节的问题，像伊拉克“泥潭”、医疗保险痼疾、油价高企、社保体系入不敷　出、高额双项赤字、教育水平每况愈下、非法移民泛滥，林林总总挤满了议事本。而在这本来就纷繁嘈乱、莫衷一是的大背景下，“红色中国”的迅速崛起无疑给美　国的民族心理投下了一个阴影。

　　中国“和平崛起”的口号已经进入了美国政治话语中，成为各路总统竞选人和精英智囊们在提及中国时口熟能详的修饰词　和界定语。可是，每每听到这个短语从他们嘴里挤出时，你明显能感到那渗透到字里行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好像他们说的不是中国将要如何“和平崛起”，而是美　国将要如何“和平衰落”。这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情绪，从几个主要总统竞选人最近都对中国有强硬的言辞中，可略见一斑。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波及　政、商、学三界，弥漫全国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曾经历过两次。一次是1957年10月，当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绕地卫星后，总统艾森豪　威尔的支持率一夜间暴跌了22%。为了重拾科技老大的自信，美国政府加大投入，最终在1969年率先登上了月球。第二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日本的地　产大亨、银行财团揣着迅速升值的日元，大肆购买带有美国国家实力象征的帝国大厦、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时，美国一片惊呼，“日本经济帝国完成了其在珍珠港没有　完成的任务。”一番震惊反思之余，美国成功实施了经济结构上的战略调整，把操作重　心转移到了以电子技术、计算机、生物工程为代表的新技术领域，从而开创了90年代长时段的经济增长和繁荣。

　　现在，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　美国从上到下，无不感到如芒在背。特别是近几年，无论是从媒体喧嚣的频率，还是从精英们疾呼的调门，都开始接近当年前两次。2007年以来，对于“中国制　造”、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指摘，更是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仔细分析，这其实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它既是美国整体失落情绪的一种外化，又是重大民意　转变和战略调整的前兆。表面看来，似乎美国有不少人在担心中国崛起，实质上，他们是想借“中国话题”推动战略调整，进而确保美国的领先地位。

　　一旦两党在伊拉克问题上无法分出高下，很可能掉转枪口，一致对外，找寻中国作为国内失落情绪的发泄口在华盛顿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如果你要找个　真正志同道合的伙伴，还是找你的狗吧。近来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出现了少有的合流倾向。一个跨党派的共识是：中国是“9?11”　后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实实在在的受惠者和最大赢家；中国的崛起，无论和平与否，都是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的。一个在国会山有30多年游说阅历的“老说客”曾　向笔者透露，这种“异口同声”的情形，是他从没有见过的。这种殊途同归的态势，导致了目前两种看似矛盾，但实则相辅相成的结果。一方面，两党总统候选人尽量避免详细、全面阐述对华政策。因为目前还处于党派初选阶段，选区和国内政策议题更能吸引注意力；即便是谈论中国问题，也很难独辟蹊径、独树一帜。另一方面，一旦某个中国问题浮出水面，成为主导议题，各个候选人将会不遗余力，提高调门，以宣示姿态。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为了选举的需要，一旦两党在伊拉克问题上无法分出高下，很可能掉转枪口，一致对外，找寻中国作为国内失落情绪的发泄口。特别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正好跟美国大选的初期选举在时间上重合。中国，因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天然差异，很容易被各个竞选阵营抓住把柄，大做文章。而中国对任何突发事态的正常应对或是应对不当，都可能被无限放大，成为美国竞选这长达一年多波动期的抨击靶子。

　　美国现在对中国从各种角度　的挑剔和指摘，其实都在为其长远的战略调整寻找到出路和打下伏笔在这种形势下，无疑为我们从宏观思路、具体政策到操作手法三个层面提出了挑战。笔者认为：一、美国现在对中国从各种角度的挑剔和指摘，其实都在为其长远的战略调整寻找出路和打下伏笔。从历史上看，在与苏联、日本的较量中，　虽然美国反应速度不快，出手也较慢，但一旦意识到危机，其集思广益的能力和调动一切力量的意愿都是不容小觑的。有鉴于此，从观念上一定要认清，中国这时候　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不可能成为美国称颂的对象；因此不必患得患失，亦步亦趋；更不必为所谓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而落入“美国化”思维的陷阱。

　　其次，在具体政策层面，需要考虑在2008年大选前后，美国可能会不按牌理出牌，甚至装疯卖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讲过，在处理外交关系时，最　好让你的敌手觉得你发了疯。这个建议，现在多次被美国的决策者用到对华关系的处理手法上。去年由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提出的全面关税惩罚议案，明是针对中　国汇率政策，实是试探中美各方利益意志的探测气球。看似无理极端，实际是为了搅乱军心，希图乱中取胜。这种指南打北、混淆视听的手法，相信我们将会在未来　的几年中不断碰到。

　　最后，在近期的操作手法上，那些素来对华持有负　面印象的媒体和“议题设置者”，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交往的障碍。这需要中国直　接在美国受众中塑造现代中国、魅力中国、文化中国。这实际上是把美国政策制订者和普通民众区别对待，以公众外交的手法进一步攻关。

　　总之，美国在　对华政策制订和执行中反复出现的“钟摆效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会延续。特别在跨党派的政府更迭时，这种晃动的幅度可能更剧烈；在某种特定的政治、经济　条件下，这种磨合所产生的碰撞甚至会造成中美间直接的冲突。对于明年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变化，我们如要防止其扰乱我对美政策，就需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