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俄的外交工作中，时间与人这两大要素常被忽略。

　　美、俄政府在处理外交事务，尤其是应对突发事件时，力求迅速做出回应。此时，领导人把幕僚团体（或称智囊团）召集到一起，经过商讨后列出一些方案，接下来对各方案的利弊进行一番分析，然后选择最优方案加以实施。当然，具体的运作流程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两国对外交事件的反应速度看，大致应该如此。这种采用类似战国时期宾客制度（门客制度）的方法来集思广益本无可厚非，但把它作为外交行动的主要依据就颇为不妥。这些所谓智囊，无论是经济教授也好，法学博士也罢，他毕竟还是人，还会犯错误。除了手里掌握一些或真或假的情报外，其政治智慧未必比一些高明的评论员出色。因此不管他们把各种结果发生的概率算到小数点后面几位，要在短时间内作出外交决断都显得过于草率。人类历史上虽然不乏偶然事件改变国际关系的先例，但多是作为必然事件的诱因。国家间的外交局势在短时间内不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处理这些事务时，实时性并不是特别重要。中国通常的做法是先用最基本的手段防止事态恶化，然后静观其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各方的动机、立场和事件的走向充分暴露后，再由决策层和智囊团制定详尽、具体的应对方案加以实施。总结历史上国家间的外交行为，最后的赢家往往是最能沉得住气，甚至看起来有些迟钝的那一个。

　　由于西方人的情感不象东方人那样细腻，所以在外交上也很少会换位思考，因而人的因素常被忽略。这里人的因素不是指对象国家领导人的好恶、性格特点，而是民心所向。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政府如果对伊民众的反抗情绪有充分的估计，恐怕不会如此草率地发动这场战争，至少不会形成目前这种进退两难、尴尬的“过街”之势。

　　2.美、俄的外交行为多半从需要出发，却很少考虑自身能力。

　　总结美、俄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或提出外交动议的习惯，他们更多考虑的是“我要怎样，我应该怎样”，而中国除此之外，还会对“我能怎样”的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本着这样的理念，中国在外交活动中保持了极深的城府。假设前段俄罗斯对美国反导计划的激烈反弹后，美方不予理睬、一意孤行，那么俄方的下一步行动就很难决断了。发动战争并不现实，经济制裁又不具备实力，尴尬的默许几乎成了俄罗斯唯一的选择。至此，国际社会非但不会感佩俄“知其不可而为”的勇气，反而会看它不自量力的笑话，并从中探明其外交实力的底线。相对于俄的高调反弹，国际社会就中国对反导计划态度的解读有多种猜测，唯独没有因此而认为中国政府软弱的。大国的外交工作，不仅要追求“言必信”，更要做到“行必果”。否则一旦外交诉求未能实现，对自身的国际威信损失极大。当然，这样说不是要对任何国际压力都坐以待毙，只是想说在加强自身军事、经济准备的同时，那些高调宣誓口号式，无实际意义的外交行为尽量少做。

　　美、俄两国之所以往往仅把需要作为其外交行动的准则，有很多原因，但盲目迷信他们的超级大国地位，并认定超级大国无所不能，应该是主要因素。不过事实远非如此。也许大家还记得70年代，中、苏边境冲突后苏联对中国进行核讹诈的那段历史。中国对此用临战检测性的两次核试验作以回应，面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苏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外交窘境，最后不得不放低身段，通过第三方与中国缓和关系。这一外交事件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古巴、阿尔巴尼亚等东方阵营国家更加坚定地倒向中国一方。上述事例与美国在越南、伊拉克等国的失利，都说明即便是超级大国，在外交中也有很多无法实现的目标。所以政府提出任何动议时都必须谨慎，否则单纯以国家需要为出发点的外交原则，只会给国家利益带来损失。

　　3.美、俄政府内的相当一部分人仍时常按照“冷战”的思维惯性，把世界上的国家简单地划分为“朋友”和“敌人”。

　　“朋友”与“敌人”这两个词虽然在国际上出现频率很高，但在外交活动中它们却是最无意义的虚词。历史上国家间为了利益“兄弟”反目、“仇敌”结盟的事例屡见不鲜。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因此，在外交中参杂任何爱憎、好恶等情感因素都是不成熟的。不过美、俄的政府行为中却常参杂有情绪因素。例如，美国划定“邪恶国家”的做法，俄罗斯对美国从开始的盲目妥协到现在的激烈对抗，这些区格“好人”“坏人”，有点小孩过家家似的行为，是不应该出现在大国外交过程中的。对情绪因素影响外交的问题，美国“布什”政府表现得尤甚。作为男人，笔者对“布什”这种有时甚至可能会表现出些许“单纯”的“性情中人”其实并不反感，不过当这些词用在政治、外交人员身上时，恐怕就不是什么褒义了。

　　既然美国的外交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和平、民主，体恤弱势”等这些目前人类所公认的道德准则相悖逆，为何仅凭其笨拙的外交手段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国际优势地位呢？又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会带来“中国威胁论”，而美国的美国霸权主义却鲜有质疑呢？对于“中国威胁论”的成因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了，此不复言。至于分析国际社会纵容美国东征西讨的原因我们还要从二战说起。首先，由于在世界大战中美国本土未遭受袭击，因而与那些物资匮乏、条件艰苦，还要不时担心亲人安危的中、英、法等参战国士兵不同，远征欧洲、非洲和亚洲的美军有充足的物资保障，甚至还有假期。另外，很多美军士兵对法西斯势力并无切齿的痛恨，参战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JOB，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正是这些优越的作战条件，置身事外的超脱心境和心理上的优越感，致使他们在初次接触美国人的各国民众面前，更多地展现了正直、人性的一面。甚至对敌人，出于军人间的惺惺相惜也会给予基本的尊重。设想当欧洲那些在战争中饱受摧残、惊吓的孩子，从友好、帅气的美国阿兵哥手里接过一块巧克力的时候，恐怕美国人解放者的形象便会深植其心了，而且这种印象也将会对他们的一生造成影响。虽然美国在占领国远未做到秋毫无犯，偶尔还会露出掠夺者的狰容，但他们为占领国民众所做的一切，足以为其日后充当“世界警察”和西方国家“教父”奠定坚实、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后来帮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更加巩固了这一基础。相比之下，苏联在二战中却是“惨胜”。又因为其文明史只有区区数百年，无法象中国那样，用“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理性态度来结束战争，所以苏联人把战争中积聚的愤恨、压抑变本加厉地施加于他们见到的一切人、事上，其中包括本该被他们解放的受害国人民。中国很多老人在回忆苏联红军进驻东北时，都说他们的恶行较之关东军有过之无不及。这也正是战后几十年苏联的国际形象远逊于同样推行霸权主义的美国的初始成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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