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的还一个问题就是纲领的制定上。可以看到，G4从诞生一直到现在都在一个时段有一个纲领。也就是说，那一个纲领既是最低纲领又是最高纲领。说得更明白点那就是G4已经从本质上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运作所需要的基本空间了。虽然G4在争常期间不断调整着自己的纲领，但是还是没有体现出最高和最低。这就让一些国家对于他们的支持变得毫无弹性。要么就是支持，要么就是不支持。这样的态度只能判断一种条件下的某力量是否支持，也就是只知道一种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态度，却并不知道在在什么情况下利益风险比能达到最佳状态，自然也不不利于G4取得成果。这可以说是G4战略运作中一个最失算的地方了。对于G4犯下这么大的错误，我们只能认为是前述的三个失算共同造就的。G4作为一个团体难以在太多问题上形成一致，妥协起来就只能草率确定一个当时的方案，而且更需要信心，怕确定最低纲领使其间的各个国家丧失信心。而这种虚妄的信心需求又恰恰是因为联盟造成的。
国际政治斗争需要的是快速灵活，G4恰恰缺少这两个因素。可以说，G4现在甚至缺少了这方面的认识。认识的不到位的直接结果就是运作的不到位。G4现在的困境从他们决定联盟的时候就决定了。一个联盟，什么问题都要协商，什么问题都要妥协，哪有多少快速可言，又哪有多少灵活可言。失去了快速灵活的国家关系运作是可笑的。联合国为什么决定事情慢？因为结构复杂程序烦琐。实际上今天的联合国改革的意向也是一种妥协。可是，当那些顺藤摸瓜的国家对妥协的利用超过了那些形成妥协的决定性国家所能容忍的范围的时候，这种妥协实际上就会在进一步的政治斗争中被慢慢消耗。取而代之的将又是态度明显的激烈斗争。G4在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就理应更加理智一些，至少要知道考虑那些决定性国家的可容忍范围。可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以自身利益单方面的最大化来确定自身的运作。那么就会造成一种欲速则不达的效果。实际上，直接往往不能取得迂回的效果。国际关系永远不是单方面运作的结果，而是各方面相互作用而妥协的结果。如果把别的国家的妥协空间已经剥夺，那么显然就难以取得妥协。不能料对手之所想自然就已经输了一截。可是我们今天仍然看到，在走过了这么多错路之后，G4仍然认识不到问题的实质。其实，问题的实质恰恰又就是他们的认识。将对手团结起来，将自身的运作空间减小，将纲领单一化，G4正在伴随着不断的错误前行。如果这样继续下去，G4争常的最终结果不论是什么，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那就是G4失去了许多本来可以得到的利益！国际关系以利益为准则，即使有了德国这样曾经出过俾斯麦式任务的国家，G4的运作仍然让人感到费解。甚至可以说，我不能从G4的运作中看到俾斯麦的影子，甚至连伊藤博文水准的运作也看不到。我看到的是尼赫鲁式的运作，制定一个没有裕度的目标，然后想前，不管能不能达到，都要为自己打气。看看今天的“阿琼”和LCA吧，难道印度人成为了G4的领袖。或许这就叫土鸡变凤凰吧！
德国的地缘优势，日本的经济优势，印度的代表优势，巴西的区域优势。本来四个国家发挥长处都可以去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可是一结合就只能去追求妥协之后的利益了。而妥协之后的利益甚至都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因为优势都已经被各自之间的劣势给抵消了，他们的优势都失去了代表性。整个G4又没有地缘优势，又没有经济优势，又没有代表性，又没有区域优势。希望残酷的现状也不能让四国惊醒，因为那也是中国的利益之所在呀！
一个国家在谋求利益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利益的最大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运作中获得的。要知道，国际关系从来不相信文字。利益决定了一切，利益所至认识所及！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背后都有着一些有着远见卓识的人物。否则国家的最大化就只能停留在幻想中，停留在文字上，停留在萌芽状！
或许俾斯麦是德国的意外，伊藤博文是日本的侥幸，远见卓识虽然有偶然成分，但更多来自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这或许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强大了那么多年，并且在衰落到不堪入目的程度之后再次走上崛起之路吧。这么一个幅员辽阔国家的争取发展需要多少的智慧。客观事物决定历史，但人的意志却主观能动地影响着客观事物。当一个再次站起来的巨人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时候，我们将真正体会到这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力量。那个时候关于这个国家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是否优秀的争论将得以告终，事实将让最顽固的人也低下他高傲的头颅！
对于个人来说，知识决定命运！对于国家来说，认识决定国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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