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曾经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的中国，会从十四世纪开始就逐步的落后于世界？为什么中国会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长期处于一种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以至于为什么时至今日，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与世界先进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可以说，两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仁人志士，都在这方面不断的进行思考与求索；总结出了许多的经验与教训，十分值得借鉴与深思。但同时需要看到，这些看法与理论也都存在着一些片面、缺陷与不足。多是从单一视角看待问题，没有能够把握问题的全部内在与其深层因素。因此，本人写这篇文章的中心，也就是要梳理这些观点加以综合，力求做出一个更为客观全面历史的结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自从秦汉大一统以来，直至1300年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被欧洲赶上；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民族文化与社会生产力一直大大领先于欧洲和全世界。而即使是在这以后的五百年里直到18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是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但越是这样，我们就越要反思，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究竟是怎么落后的？因此，就让我们将中国的历史，从头说起。

　　秦汉以来至唐宋时代一千多年的强盛，是与中国那个时代开放包容的对外交往政策与民族精神文化意识分不开的。正是那种“天容万物，海纳百川”的博大民族胸怀，使中华民族由于不断吸收外来民族优秀的文化营养与新鲜血液，而不断保持旺盛的文明生命力与充满青春活力的民族文化，并正是以此作为中华民族不断保持领先的、最为重要的人文精神物质基础。而促使中华民族放弃这一开放意识，最终走向闭关锁国境地的原因：就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公元8世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安禄山叛乱”，也就是史称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其人，系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刚开始在唐军中只是一名下级军官。由于当朝宰相李林甫（就是因为他，后人发明了“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出于为了保住自身地位的目的，而向那位抢了自己儿子老婆杨玉环（杨贵妃）的“唐明皇”李隆基建议重用出身少数民族的军事将领；理由是：少数民族将领没有文化，比较忠诚可靠；李林甫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因为少数民族将领没有文化，不能抢他的宰相之位。而正是他的这一政策，使安禄山、史思明、哥舒翰等一批人后来成为唐朝拥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也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百年民族屈辱，埋下了千古的祸根。由于为了镇压“安禄山叛乱”，唐朝各地的藩镇都大规模的扩充军备，从而形成了许多力量十分强大的地方割据军事集团。他们不听中央号令各自为政，使唐王朝的疆域，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使中央与地方形成了军事对峙的严重局面。而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虽然唐朝后来又勉强将主权归于统一，但是终因难以恢复元气，而无力彻底解决藩镇问题，被后来的“黄巢起义”给予了致命的一击。而这时，从来没有真正解决掉的藩镇问题，就彻底的将李唐王朝埋葬掉了。应该说，藩镇制度是唐王朝灭亡的致命病因，而“安禄山叛乱”是这一至病因的关键诱因。

　　应该指出，“安禄山叛乱”所造成的影响之深远，已经远远超过了它对那个时代本身的影响。而这场叛乱所暴露出来的唐代藩镇节度使制度对封建帝王统治的稳定与安全构成致命威胁的这一缺陷，促使唐亡以后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建立起抑制军事力量、尤其是遏制高级将领权力的国家制度。应该说，这一制度使宋朝军事力量长期积弱，无力应对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只能一味的依靠巨额的“岁币”来换取苟延残喘的和平；然而，繁荣的经济不能支撑永远的和平：没有强大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宋王朝，终于被北方的蒙古铁骑所灭亡。

　　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蒙古灭亡宋朝，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因为，虽然秦汉唐宋历朝历代都面临北方游牧骑兵的威胁；但以前的匈奴、五胡乱华、突厥及至契丹、女真等时期，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的威胁虽然也很严重，但都从来没有把中原农耕文明彻底征服过。而蒙古人的入侵与征服，对中原文明所造成的破坏，则是全面和毁灭性的。这一历史对大汉族文明自信心的打击程度之深，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也就使元朝以后的朱明王朝，对外来民族与文化，抱有极其严重的戒备心理；从而在郑和七下西洋广有建树之后，反而推行了“闭关锁国”的消极守成政策；放弃了中国人先于欧洲人发现的新大陆。这也就对后来中国经济社会历史的发展，造成了极其负面的深远影响。

　　应该深入的认识到，明朝历史的276年时间，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承上启下、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完成了文艺复兴的历史性跨越发展，走入了对外探索发现新大陆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了其对外侵略扩张以为后来资本主义发展与工业革命积累财富的殖民历史。

　　而在欧洲人励精图治、在世界各地开疆扩土的时候；同时期明王朝的皇帝们，却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而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阻碍社会发展与思想进步的政策。如：在内政上设置锦衣卫与东厂、西厂，大搞特务统治；使明朝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甚至不敢随便说话，更不要说是交流思想（尤其是社会进步所必然对帝王统治不利的思想）了。因此，可以说特务统治与三纲五常一道，“一文一武”、“一刚一柔”、“互利互补”、“相得益彰”的扼杀了中华文明思想的发展与进步，使人们缺乏一个起码的思想学术交流的历史空间。使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没有能够出现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

　　同时在经济上，明朝推行了“重农抑商”的一系列措施，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迫害商人的人格尊严，使商业没有为国家的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积累足够的财富。而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利于在整个社会形成法治、契约、民主、自由等等现代文明工业社会基因的；而且由于如果拥有强大的物质财富做基础，大商人就有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实力的，而这也就是封建帝王所要极力防止出现的局面；所以，对商业的压制对皇帝们来说，也就是他们的一个中心任务。　　　

　　顺便说一句，倭寇就是由于明朝的禁止海上贸易政策，而由中国人牵头带领有日本人参与的中国海上武装走私集团。倭寇最大的头领，就是汉人汪直〈真名：王直〉。（有条件可以参考中华书局出版《权与血　明帝国官场政治》一书）而禁绝海上贸易的措施，使中国人对外探索的意识被抹杀了；郑和对于禁海政策就曾经提出过警告：“若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明清两朝人都没有把郑和的警告当回事，结果就有了四百年后的“鸦片战争。

　　再加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社会阶层有着：“士农工商”的排列。使手工业与商业从业者的社会人格地位低人一等，限制了群众参与的可能性。而由于相关社会人格地位低下，致使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也就都不屑于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结果是：手工业工匠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不能将自己在长期社会工作劳动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提升到抽象理论的层次阶段；这就从另一个方面极大的限制了中国社会生产力技术水平的发展。而同样由于缺乏文化知识，中国的商人们不仅是没有思想意识进行更加有远见的贸易投资，而且会将赚来的钱买房置地，从而使自己蜕变为地主（也就是四种人之首的士，而在他们看来，这才是回归上流社会。）。同时，他们的低素质又不能有效的发展健全市场经济理论知识，这也就为后来中国近代商人们事业发展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另外从另一个角度讲：由于明朝政府对军用民用技术装备（如：火器）生产的严格控制，采取官僚计划的方式指导生产。使有明一朝的手工业技术，难以得到跨越性的发展，使我国装备技术制造水平的发展进步速度，根本难以与西方同一时期相比；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技术装备制造水平开始落后于世界发展的脚步了。由于长期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腐朽僵化的朱明王朝终于被一个还十分年轻的满清王朝所取代。

　　而取代明王朝的满清王朝，由于其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所以也就有着其先天的致命缺陷。而为了能收取士人的人心巩固统治，满清几乎是全盘的接受了明朝的政策制度。并且为了更加巩固权力、稳定统治，而进一步加剧了政权专制独裁的力度；这也就让人民的思想与社会生产力头上的枷锁愈加沉重。也就使中国失去了最后追上世界发展潮流的机会，终于难以挽回的成为了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东亚病夫”！

　　可以说，这一切专制、封闭、迂腐、狂妄给中国留下的弊病之深，直到今天都在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与发展。当今社会上动辄就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反日文化的社会行为，就是几百年对外封闭留下的仇视对外文化恶习。而特务统治的应用，更是被蒋介石发挥的淋漓尽致，实在不输明清“前辈”的“风骚”。而在解放后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受当时国际形势所迫，市场更是被计划给专了政。现在我们社会对劳动者、工人的歧视，也同样是传统上“一脉相承”的！至于许多“三纲五常”造就的恶劣风俗习惯，至今都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说，中国今天国家综合竞争力与个人素质竞争力差的原因，实在是有着太过曲折深厚的历史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