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日本外交官开玩笑似地问我，中国是否将重现曾经的“朝贡体系”。对他突然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几乎是本能反应一样地予以了否定的回答。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朝贡体系对于中国来说，早已是遥远时代的记忆了。

　　随着发端于西欧的现代国际体系的全球扩展，持续了数百年的朝贡体系已经随着清朝的衰亡而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上的现代国家间关系。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常识。

　　不过，我也知道这位外交官先生为何有此一问。来华访问的国家或政府首脑络绎不绝，中国领导人的出访也非常频繁。前不久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参加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就达40多位。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产品、中国公民、中国概念在全球每个角落显示着自己的存在。确实，“到处都是中国”。从这些事实中，他们得出了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朝贡中心”的结论。

　　固然，这结论是落了陈腐旧套，但如果将过时的“朝贡”换成“极”，就算不上是夸大其词了。

　　作为国际关系概念，“极”指的是国际体系中能将诸多因素组织起来、对国际体系有重大影响的行为体。一般来说，极的数目不会很多，也不宜很多。比如国际关系大师级学者肯尼斯·沃尔兹就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在一个系统中，极的数量最好不要超过五个———太多，系统就将出现混乱和离散的失控局面；太少，就是单极霸权。自然，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

　　目前的国际格局，正朝着多极方向快速演进。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四国（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谓“金砖四国”）的崛起。这四个国家无论是人口规模、国土面积还是资源禀赋，都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潜质。比如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国家，总人口达23亿，其产值如果达到日本的人均水平，将意味着20个日本涌入世界体系，所产生的冲击效应可想而知。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力量转移，首先是两极主导的冷战秩序崩溃的结果。而推动冷战秩序瓦解的诸多力量中，就包括市场秩序的扩展，比如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以日本为首的“雁行体系”，就是一种这样的秩序。这一秩序的竞争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把日本看作未来的一极。著名的“四小龙”、“四小虎”与日本一起，构筑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的主导秩序。但是，以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陷于衰退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为标志，这一秩序出现了动摇，并日益离散。正是在此期间，中国改革开放的效应开始体现出来。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在东亚经济格局中起的作用与日本很不一样。其主要表现是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拥有技术领先的优势，因而不可能像日本那样通过技术转移形成以产业垂直分工为轴心的生产和市场网络。中国的特点是，大量引进外资、充分利用本土雄厚的资本优势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并由此带来对资源的巨大需求。这一切都通过市场力量连结成以中国为一极的网络。我们将其称作以中国为中心的繁荣圈。包括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在内的诸多经济体，通过与这一网络连接起来实现繁荣。

　　比如，在11月17日通过的《中越联合声明》中，中越两国确定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50亿美元。再比如，中俄两国领导人提出，到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00亿美元的目标。还有，根据2005年中印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双方确定到2008年实现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但是这一目标有望在2006年就实现，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不久将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受惠于这一网络的国家，当然不限于周边国家，非洲、拉美诸国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网络的重要意义。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达13％。

　　中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秩序，同时，它作为一极，还体现在以负责的态度为解决世界所面临的诸多重大课题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方面的贡献是思想性和制度化的，其效果需要长期的积累和耐心的工作才能逐步显现出来。如果说，市场网络是硬力量，那么思想性和制度化的力量则是软的，是一种近悦远来的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