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发生在我国藏区的骚乱事件，并非某些西方媒体宣扬的那样简单。只要人们回顾冷战以来西藏问题的国际背景，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就会发现华盛顿对华政策的“4T”，多所关联，是美国牵制中国的棋子。

　　二战结束时，美苏两国的战时同盟关系迅速为一种对抗性的冷战格局所取代。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苏冷战的开始。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此后作为战时同盟的美国，采取了扶蒋反共、敌视新中国的遏制战略。美国在中国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构筑了所谓遏制新生人民政权的“封锁线”。五六十年代，美国在我国沿海推行“援蒋反共”，在西南内陆推行“以藏反华”战略。因此，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深深地打上了“反共反华”冷战的烙印。

　　一、五六十年代:“冷战的宠儿”

　　1947年，西藏上层分裂集团开始了寻求所谓“国际承认”的努力，企图以“盟国慰问使团”外交，出访印度和英美等国，谋求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承认。此时的美国开始了反共反苏的全球冷战，因此需要中国成为亚洲反共冷战的战略伙伴而支持中国政府控制西藏。但又要兼顾战时盟国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立场，因此，美国的西藏政策处于两难困境中。

　　1948年后，在未经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同意的情况下，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直接发给“西藏商务代表团”签证，策划并赴美进行“西藏独立”活动。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在拉萨制造了“驱汗事件”，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美国新闻界散发消息称，“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扶蒋反共”、“以藏反共”的对华政策最终“尘埃落定”。而以有限的军事援助和对西藏的秘密战来遏制中国的政策，成为冷战年代美国西藏政策的基本特征。中国大陆西南部的西藏和东南部的台湾，地缘战略地位，突出出来，成为美国在冷战中全面遏制中国的两个棋子。西藏问题成为冷战的“宠儿”。

　　50年代初，当人民解放军进军拉萨、和平解放西藏之时，美国策动、支持西藏上层分裂势力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三次策划达赖喇嘛外逃，政治避难。1951年，杜鲁门政府试图说服达赖外逃，希望将其作为在海外反对中共的政治因素。195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与西藏分裂分子会谈时，答应支持西藏独立。1959年3月，还唆使和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发动武装叛乱，帮助达赖集团重建“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资助印度与达赖集团合谋组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武力袭扰中国西藏边境居民和边防部队。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务院成为美国西藏政策的制定者，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则是对西藏秘密战的具体执行者，充当了策动和支持达赖集团从事分裂活动的“急先锋”。

　　1959年3月26日，在美国国安会第400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对西藏叛乱起因由于中共要绑架达赖喇嘛并强行带到北京。4月1日，国务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报告:“近期西藏的反叛者图谋坚持并操纵达赖喇嘛到印度，最近计划已经完成。”可见，西藏叛乱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蓄谋策划的分裂行动，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西藏叛乱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国务院组成了三位一体的西藏问题决策协调机构，而中情局成为这一阴谋干涉政策的具体执行者。[1]

　　1959年10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妄图将纯属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国际化，以纠集不明真相的国家介入，共同向中国施压发难。1960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与印度联手，在印度靠近西藏边境的阿尔莫拉一带设立谍报网，建立了三个“教育中心台”和二个“医院”、二个“麻疯病医院”。这些机构组成了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基地。此外中央情报局通过嘉乐顿珠在西藏扩大间谍网，他们成立了所谓“护教军”、“民族自卫军。把叛乱活动发展成一场袭击我人民解放军的公路之战。”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积极支持达赖的西藏分裂事业，给其以武器、军训、资金、空运物质及其他所有的帮助”。其准军事活动成为此间美国西藏政策的主要特点。[2]

　　二、七八十年代:“冷战的孤儿”

　　七八十年代，出于改善中美关系，借助中国抗衡苏联的需要，美国政府对达赖集团的支持有所收敛。美国出于“联华制苏”全球战略考虑，调整对华政策，达赖集团在西方的使用价值降低，处境十分孤立，成为冷战的“孤儿”。

　　70年代初，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美国尼克松政府调整对华政策，采取步骤改善中美关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停止对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的公开支持和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1974年尼泊尔政府出动部队最终解除“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这支在尼泊尔残存了14年之久的无恶不作的叛乱武装最终被彻底歼灭。于此同时，不丹政府逮捕了达赖喇嘛派去的骨干分子，限定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此时，达赖集团损兵折将，处境孤立，达赖本人一时表现沉默，倍感冷落、绝望。

　　70年代末开始，达赖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从向中央政府求好，于是有了汉藏对话与接触。1980年3月，达赖喇嘛说，中国是一个伟大国家，流亡藏人必须同汉人接触，没有其它办法，他坚信共产主义和佛教有共同基础。并表示如果西藏人幸福，他可以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此后，他在公开场合很少再提西藏独立，并多次赞颂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讨好中国中央政府。并声称要回西藏看看，打算开始与中国政府恢复接触。1979年达赖喇嘛私人代表回国以来，除达赖喇嘛本人外，其在国外的几乎所有亲戚都曾回国参观、探亲，来来往往的国外藏胞，更是不绝于途。

　　综上所述，作为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冷战时期美国的西藏政策具有鲜明的冷战色彩。那时美国西藏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反苏反共”、“反共反华”的全球战略。西藏问题成为美国用来制衡中国的现实工具之一，经历了一个从“宠儿”到“孤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