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尽管美国一直坚持两岸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其“台湾关系法”也表示“任何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决定台湾未来的做法，包括抵制、禁运等方式……是美国严重关切之事”，但对一旦中国政府武力攻台，美国是否会军事介入，历任美国总统始终没有清晰的说法，只模糊地表示中国政府任何对合的军事举动均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严重后果”。对于美国这样的台海政策，分析家一般称之为“战略模糊”，其背后的用意是一方面透过“严重关切”、“严重后果”等用语阻吓中国政府武力攻台，另一方面又回避对防卫台湾做出清晰的承诺，以免台湾有恃无恐走向独立，最终将美国卷入台海战争。然而，小布什任内明显有意将美国过去台海政策的“战略模糊”，改为“战略清晰”即为了保持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发展中的利益不支持甚至反对台独；为了维持台湾“现状”，严防大陆武力攻台；并在此政策的引导下，在西太平洋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调整，意在“台海有事”时，全力“协防”台湾。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美国台海政策由模糊至清晰的变化，评析美国在亚太地区针对台海局势进行的军事调整。
自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为了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捞取最大利益，多年来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一直奉行“战略模糊”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发展与台湾关系时，美国既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时又表示要履行《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前途不做明确表态，只是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台海“战略模糊”政策的内涵与动因
其二，在保卫台湾安全方面，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法律的形式确认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安全保护，但美国并未明确表示美国军队是否介入台湾与大陆可能的冲突。这一政策在1996年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水域举行军事演习，美国快速调遣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地区海域。尽管如此克林顿政府仍然拒绝了众议院共和党人有关明确保卫台湾的要求而是更谨慎、含糊地发表言论，对美国保卫台湾免受大陆攻击所作的承诺故意模糊不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的实质，是要把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权和最后决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战略模糊”政策是美国在台海两岸“骑墙”的必然结果。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是美国借以抗衡前苏联的重要力量。70年代末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迅猛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系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政府承认：“一个稳定、强大而负责任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但鉴于台湾重要的地缘、经济、政治价值，美国始终在两岸间往复徘徊。
从地缘上看，台湾踞守白日本群岛南下至菲律宾群岛一线的中点，是美国政府苦心经营的西太平洋盟国及友好国家防御链条的重要一环。同时，台湾又是中国陆权与海权的结合部，是中国发展远洋力量的必经之地。两岸不论维持现状还是台湾走向独立，都将使中国处于美国战略包围的重压之下，相反，若两岸统一，美国的西太平防线将南北断裂。
从经济上看，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势必导致台湾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附和不自主。单从军售来看，自1995年开始，台湾即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大军贸市场，美国军工企业因此获利丰厚。
从政治上看，冷战结束后，崛起中的大陆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最大挑战，而统一后的中国综合实力将更加强大。因此，美国一直想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迫使中国进行政治变革，同时利用台湾问题消耗中国经济、政治资源从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由此可见，维持两岸分裂局面，能够使美国利益最大化。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美国既同大陆接触又不抛弃台湾，实行“双轨”其结果必然是奉行模糊的台海战略。这种模糊台海政策的实质就是使两岸都无法明确预期美国的行动取向，从而使两岸都不敢贸然行动，保持美国主导下的“现状”。
美国台海政策的清晰化发展
美国政府，特别是小布什政府认识到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势，因此明确表示不支持甚至反对“台独”，但同时，为了维持并牵制中国大陆的迅速崛起，极力维护台海“现状”，因此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将“协防台湾”。以下将从美国对华、对台战略利益两个方面分析美台海政策清晰化发展的原因。
美国政府对“中国因素”的认识——由“接触加遏制”到“合作加制约”
自2002年10月斯蒂芬罗奇发表了颇有影响的《中国因素》(TheChinaFactor)报告以来，“中国因素”这个词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早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因素”就已经悄然走进世界许多战略家的视野，如前美国总统尼克松早就把中国看作是决定世界未来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外部世界真正感受到“中国因素”的存在，也不过是最近10多年的事情。“中国因素”对世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结构性的。过去十几年，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接触、遏制之间徘徊，所谓的“战略模糊”不过是“接触+遏制”的代名词或“战略未定”的托词。从2005年8月1日中美第一次战略对话结束后罗伯特·佐利克(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世界银行行长)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到12月8日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结束后佐利克的表态看，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已经明显地落脚在“合作+制约”上。导致中美安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美国对安全威胁的判断做出重大调整；二是中美安全合作的基础明显扩大。
美国“9·11”事件的发生，还使中美双方在反恐和防扩散上找到了新的合作点。这一合作虽不具有当年共同抗苏的分量，两国面临的威胁程度也不尽相同，但却明显扩大了双方合作的基础。近年来双方在反恐外交、执法、金融、情报交换等诸多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中美在防扩散上的合作上也取得了显著进展，随着中国在出口管制上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在解决朝核，伊核问题的国际努力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曾经摩擦不断的防扩散问题已成为两国合作的重头戏。
与此同时中美在维护地区安全、缓和地区冲突上的合作，以及在众多低政治、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打击跨国犯罪、加强能源安全、对付非法移民、防治国际传染病、抵御重大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合作，也在不断发展与加强。这是两国安全关系中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在全球化急剧发展的今天，地区冲突和非传统安全带来的威胁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中美除了加强合作别无选择。由于低政治，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较少受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其发展对于建立和培养两国间的相互信任，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政府看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强大的影响力以及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对于美国长远利益的重要性，但不应忽视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美国仍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怀有极大的戒心，担心中国在东亚安全事务上与其争夺主导权，担心中国有朝一日可能对其世界军事霸主地位形成挑战。在美国防部发表的四年度防务评审报告中，中国已被明确置于“处在战略十字路口”国家的首位，美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台湾问题，努力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负责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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