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来率领一百五十人的代表团抵达瑞士，出席讨论朝鲜及中南半岛局势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共产党中国第一次派高规格的团参加大型国际会议，挟带与“联合国部队”交战后的雄风，在如此醒目的舞台上亮相，公开发挥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力。
这次周恩来的个人表现是极为成功的，赢得了包括西方阵营的政治家的好感和称赞。参加会议的十九个国家，有十五个加入联合国部队与中国交战过，只有苏联、北朝鲜与中国有外交关系，中国的处境十分孤立，同时又要发挥“大国”的影响力，其难度可想而知。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甚至以拒绝握手来表示敌意。公开地说，杜勒斯此举实在缺乏基本教养，显得太小家子气，堪称自我出丑。难得总理从容应对，不卑不亢，四两拨千斤，坚定又不失其灵活性，通情达理，慷慨陈词，一下树立起他和他所代表的“新中国”的良好形像。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及第二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峰巅之作。他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口才、机智与和解精神，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典范，不过具体而论，日内瓦会议也留下周恩来的巨大败笔，那就是对越南问题的处理。
越南、老挝（寮国）、柬埔寨原为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后被日本占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九月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的抗法力量随后也相继建立寮国、高棉抗战政府。法国为收复失地，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先后入侵这三个国家。日内瓦会议的后半部份，就是由中、苏、英、法、北越（共）、南越（法兰西联邦）、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代表，谈判讨论这个地区的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中心议题则是前两项：停火和划区。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
劝说越共接受“两个越南”
早在一九五零年二月，毛泽东、周恩来从斯大林那里讨了个“既好看又好吃”的红包，打道回府，经常秘密访问和住在苏联的北越领袖胡志明同乘专列经北京回国，路上胡请求毛泽东派一员战将支援越共部队。毛欣然应允，由中共中央正式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韦国清为团长。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越共领导的人民军在奠边府大破法军，歼敌一万六千人。此次大捷，中国的军事顾问团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韦国清也因而建功甚伟。一九五六年回国镇守广西，文革期间尽力推行极左政策，胡作非为，官至政治局委员，──此为后话。
话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亲自到波恩，与会议期间新上台的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佛朗斯会晤，态度诚恳坦率。孟戴斯·佛朗斯与主战派的前任总理拉尼埃完全不同，他是主和派，誓言一个月之内结束印支冲突，否则将辞职以谢国人。周恩来以法语与之交谈了半个小时，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孟戴斯·佛朗斯感叹：“周恩来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具有世界级政治家的胸襟与才能。有你所能想象的敏捷和妥协的思虑”。但是这位“最聪明的人”竟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积极游说北越方面接受了“两个越南”的安排。
当时的情况，对越共方面极为有利。法国为了打印支战争，将“马歇尔计划”给他们的战后经济重建援助全赔了进去，前后花了十六亿法郎，结果打了败仗。法国内阁因而易主，由主和派新总理顺应民意参加和平谈判，孟戴斯·佛朗斯放出一个月之内，结束战争的硬话，让步余地极大。越共方面，奠边府大捷带来士气高涨，希望立即统一越南，而且游击队已经渗透南越一方，几乎是稳操胜券。“两个越南”是一九四五年波茨坦会议中，由斯大林、杜鲁门背着越南人划分由来的，合理不合理且不言论，既然北越吞并南越已成定势，再迫使其属守波茨坦协定，难怪人家不服。
中国被拖入越战的泥潭
周恩来与法国新总理会晤后，安排北越总理范文同与之会面。为了避免“第三方影响会谈”之嫌，当天他就飞往印度。接着去缅甸。六月三十日，回到广州，特别去广西柳州去看北越领袖胡志明。胡志明每年有几个星期在那里养病，接受中国的草药治疗。
周恩来与他讨论了三天，劝说他暂时忍耐国家分裂的局面，越南的统一“时机与条件均不成熟”。胡志明听到自己最信得过的中国也如此说，十分痛苦和勉强的表态：“我可以再等几年，才收回我的另一半国土，但统一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会的，”周恩来承诺：“到时候，中国将是你最信得过的朋友。”
七月十五日，越南共产党在河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胡志明在报告中表达退让的立场：“美国正企图将战况拖延，我们必须做相对的让步，否则将会受到国际友人的孤立。”
周恩来七月十日重返日内瓦，立刻会见北越代表，传达其领袖胡志明同意妥协的圣旨。北越代表只好遵从，接受“两个越南”，提出以北纬十三度为界，法国则建议以北纬十八度为界，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十七度为界，但十七度线以南的越共游击队必须撤回十七度线以北。这一下，周恩来与许多北越的军事将领结下了深仇大恨，认他是出卖越南人利益的罪魁祸首。
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自认大功告成，在中国代表团住所宴请北越、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的代表，向每一位代表进酒，一连干了三十杯茅台，被人称为“海量”。
越南该不该分成两个，能不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究竟对谁有利，历史已作出结论。事实上，对谁都没有利。
对于越南来说，国土一分为二，人民长期生活在战火之中，以刀枪矛椿为伴，南北双方穷兵黩武，国家元气大伤，大好河山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武器实验场，其创伤至今未能恢复。胡志明本人也死不瞑目，含恨而终。
对美国来说，卷入旷废日久的越战，劳民伤财，牺牲了大量的人员物力，最后一无所获，是其建国以来唯一被打败的战争，在国际舞台上形像大受伤害，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指责为“战争贩子”，群起而攻之；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当年反越战、逃避兵役的克林顿后来居然能当选并连任总统，可见美国人民对战争反感程度之深。越南沦陷后，大量难民漂流到东南亚各国，美国作为始作俑者，亦只好尽力收容。越战带给美国人的创伤和阴影，就如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一样深远。
对苏联集团来说，为了和中国争夺越南这个“难得”的盟友，不惜投入大量资源，分散了在欧洲与北约组织对抗的实力，又不得不摆出一副与美国争霸的架势，骑虎难下，是为导致其国库空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得不咽下自酿的苦酒
对于中国，就更加如此了。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的同年九月，美国操纵成立“东南亚公约组织”，其中包括南越，在其《共同防御条约》中规定，各签约国有权协助被攻击的国家。
周恩来大为吃惊和后悔：“我们在日内瓦被骗了。这是我的错，美国欺骗了我们。但是最后他们终将发现，他们欺骗的是他们自己。我敢保证，他们的损失会比我们更大”。
至此，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无条件地支援北越，帮他们统一国家，因为周恩来曾对越共领导人做出过承诺，也是他劝说人家放弃有利的形势，退守十七度线以北。
于是，中国被迫卷入越战，再次为别人的国家利益向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宣战，──应该算不宣而战。“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十年如一日地将无数的大米、被服、武器弹药、各种工业用品无偿运往越南，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曾中断。除了物资支援，中国军队还直接投入越战前线作战，作出重大而无名的牺牲，而中方所做的一切，北越方面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国家“本来”是可以统一的，现在要打这么久的战争，都怪他周恩来一手造成的。不管是与不是，反正他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这就解开了一个藏在中国人心中多年的疑团：为什么越南人那么“讨厌”，跑上门来要东西，就像不争气的儿子回家向爹妈要钱一样，那么理直气壮、没完没了、予取予求！
我们看一段周恩来被北越领导人逼着要东西的场景：已经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刮胡子晕倒在洗手间的周恩来，强打精神与北越总理范文同会谈，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他们跟美国人打仗只是为了中国…..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他向服务员要湿毛巾擦脸提神，一次又一次，不断要求提高毛巾的温度，一边听范文同讲话，一边用烫毛巾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
周恩来为他的错付出了代价，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则更为惨重。越南从“可靠后方”索取了难以计数的财物，打赢美国统一南越之后，竟公开跟中国翻脸，仿佛早已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中越之间终于在一九七九年爆发战争。
追溯二十五年前日内瓦协定种下的远因，真教人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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