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与毛泽东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此次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文革，而在会议前半期，则揭发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四人被革职审查，是为“彭罗陆杨事件”。彭罗陆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阴谋反党集团”，也是文革中第一批打倒的当权派。
杨尚昆与彭德怀私交甚深，彭德怀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八万字申辩信即由杨尚昆转发。在1965年底，他被调往广东任省委书记，之后再降肇庆地委副书记，转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1966年12月12日从山西被揪回北京，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二万人大会，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时批斗。
毛泽东决心要斗倒杨尚昆的导火索是“窃听器”事件。在文革前夕，有一次毛泽东专列停在长沙车站，一名通信兵在站台上见到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口音开玩笑，而其所说正是毛泽东在车厢和张玉凤说的话。毛泽东立即盘问该通信兵，得知是罗瑞卿布置。而罗瑞卿则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决议要求他在车厢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泽东的指示以便贯彻执行，罗瑞卿并出示了政治局的决议文件。
1998年9月14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去世。
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不仅将这一大罪状强加在杨尚昆头上，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杨尚昆，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
“录音不是罪过，而是功劳”
杨尚昆说，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事情过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他说：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录音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讲话没有记载，留不下个东西，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不是失职吗？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汲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所谓“共同舰队”问题。接见前，毛泽东要我们准备录音。那个时候技术条件很差，公开摆一架录音机，庞然大物，不甚妥当，于是就找来一个微型录音机。这个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像一个手表，使用的时候，把这个“手表”戴在翻译赵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
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那个录音机录一个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录音钢丝。很快，一小时过去了，但谈话继续进行，录音钢丝无法更换，录音没有成功。毛泽东很不满意，赵仲元因为怀里的录音机发热，烫得肚皮疼，却也只能忍耐着。这是一次“秘密录音”，一次不成功的录音。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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