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国内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之一，它的大街小巷也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见证。东方出版中心最新推出的《永不拓宽的道路》一书中，作家陈丹燕以独特的视角，精选了上海著名街道中的18条，着力描写发生在这些街道上的具有标志性的人和事。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通过一个有关外滩公园的故事，记述了一个多世纪前，中国地方官员为维护领土主权所做的努力。
1．“两面受气”的上海道台
他是清朝的四品官，官服胸前的补子上绣的是云雁，外袍上绣的是四爪六蟒，顶戴上的珠子是用青金石做的；在那个等级社会里，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的身份。他的肩膀在官服里拧着，后背犟着，四肢在宽大的袖笼和裤腿里想努力撑起样子来，但也不得不顺着衣服对身体的控制，摆成稻草人摊手摊脚的样子。他僵板，他迂腐，还有一种行将就木的脆弱，这就是上海道台。
当上海成为条约口岸，那身穿天青色官服的身影中，一成不变的稳重和权威便一去不复返，他得学着与外国强人打交道，学着在条约制度下工作。通商以后，道台必须自己决定怎么对付那些外国人，怎么保护自己的人民，怎么保全自己的尊严。加上朝廷喜怒无常，所以，在条约口岸当道台实在很难。
1862年，英国领事馆对面的江滩上出现了一块涨滩（泥沙淤积而成的滩地）。工部局的外国董事们这时才发现，按照《土地章程》的规定，外滩的土地是租界，但河岸外的涨滩仍旧是中国领土。他们显然不希望这片土地落到中国人手里。正如英国商人金能亨说过的那样:“英租界的外滩是上海的眼睛和心脏……倘使中国政府掌握这块滩地，则任何令人厌恶的事物均可能产生……只有依靠外侨社会的良知才能挽救它。”
上海道台在英国人那里是令人厌恶的小人，他既代表了中国人的狡诈、脏乱和不怀好意，又代表了期期艾艾但不肯袖手旁观的中国政府，英国人恨不得将他像一团污渍般抹去。在上海生活的100年里，他们始终不相信，道台这种小人也配与他们争主权。
这种遭遇却很少能让中国人同情。小刀会起义，不光杀洋人，更要杀道台。上海出了什么岔子，举国愤怒，道台就是朝廷现成的替罪羊和出气筒。上海道台是全体中国人眼中责无旁贷的“狗官”，20年里面就换了17任，没有一个能做得长久。
彼此对立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却在道台身上找到了共同的感情基础。
2．外侨建公园禁止华人游玩
1865年，外侨看中那块涨滩，想在那里造公园。上海道台为此写信给英国领事，为上海的土地发言:“其地虽为工部局所填屯，仍系中国官有……故即以洋商不得或租或贷，造屋牟利为条件，准其豁免钱粮，如不遵守，地即充公，此纸作废，衡情行事。”古旧文雅的词句里，轻轻荡漾着一股生米已被煮成熟饭的无奈；一股为保全面子不得不打起精神的捉襟见肘；一股怎么避让也回避不了的自惭形秽。
在英国人心里，不管道台怎么说理，那块滩地天生就是属于租界的。他们为这个30亩地的小公园专门建立了管理委员会，从英国招募了有经验的园艺师，不仅订购了伦敦出产的铸铁围栏，连灌木都是从英国订来的树种。董事们常常为钱的问题吵架，但一致同意对公园的各项拨款。在它身上，寄托了他们在上海重建英国式生活的理想。
在公园开放的最初几年里，华人未对公园的规定发出任何不同的声音。中国人并不知道，公园的这个“公”，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富人的花园不能随便进去，外国人盖的花园也不能随便进去，似乎理所当然。但道台心里明白，中国实际上失去了对这块土地的主权。那段日子里，他也一直对此保持沉默，但其中带有羞愧和遮掩的意思，就好像一个打破了家里贵重花瓶的小孩通常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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