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边、曾在西贡读书、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华侨——常修文，突然被党组织选中，奉命加入中国的隐秘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

　　接到组织调令，我既兴奋，又紧张。即使在刚刚踏入隐秘战线的那一刻，我也能够大致猜测到这种工作的艰难性和危险性，但我更加明白：一个革命者，必须随时随地听从党的召唤，无论将来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要坚持到底，战斗到底！

　　集中训练-奉派出国

　　我潜回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强度的培训。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紧张的学习是我无暇分心考虑未来的工作。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为了我的工作方向，组织上曾有不同意见：有人主派我到南越工作，因为那里的工作更需要我；也有人主张我返回柬埔寨，因为我对柬埔寨的情况更熟悉。

　　1959年元旦后，领导找我谈话，发布了派出命令：目前，有关越南南部的情况，主要依靠一些从南越出来的人提供，质量不高，来源不够稳定。我们希望派遣自己的干部进入越南南部地区，并在当地立足扎根，以便搜集第一手资料。派出之后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突破越南统治禁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我和妻子一起迈出国门，在香港停留了几个月，办妥了各项手续。为方便工作，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我妻子暂时留在香港。1959年3月，我由香港乘坐法航班机，前往我的第二故乡——金边。

　　由于我的全家都在金边，因此，我很快就在金边站稳了脚跟。根据组织要求，我还必须进入南越的西贡，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1959年的夏天，我进入越南南部的“敌占区”展开了工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办一个合法的身份证。

　　进入西贡，随处可见咄咄逼人的美国军事机器：美式战车、运兵车，大摇大摆的在南越的街道上穿梭奔驰；美国人驾驶的喷气式战机突破音障发出的巨响，常常警醒梦中的南越居民，这使得美国军队尚未正式介入越战，但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美国军队，已经来了！

　　有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吴庭艳政权不仅拒绝进行民主选举，而且对南越境内所有抗击过法国殖民者、同情共产党的居民进行大肆搜捕。为了镇压百姓，吴庭艳甚至摆出了中国古代的“连坐法”，只要发现一人同情共产党，就会抓走一批人审讯。整个越南地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除了工作环境险恶，还有两件事最难。

　　其一，50年代末，我国政府的各项资金都不充裕，因此党组织无法提供工作经费以及生活经费，一切“费用”都要靠你自己去“赚取”，而且组织上还规定：不许巧取豪夺，不许参与走私。其二，深入敌后，千难万险，你在工作，你在战斗，但是没有勋章，没有荣誉；其时不幸被捕，党组织也不能向美国中情局、前苏联克格勃那样出面、花钱营救你。

　　但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英雄的队伍，全体情报人员都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事业心，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我们得当，无怨无悔地奉献设自己的一切。

　　1959年夏末，我回国汇报工作。党组织随即给我下达了新的工作指令：“在继续做好省份立足工作的同时，必须设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间，开辟一条通常的交通线，准备在必要时输送人员和重要物资。”

　　领导在下达这一指令的同时，还表示：“建成这条交通路线的时间，不受限制，但必须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绝对安全。”

　　这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成这样一条“绝对安全”的秘密交通线，偷渡边境要花钱，办理证件要花钱，广交朋友更要花钱……可我偏偏没钱!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逝世，我母亲年事已高，她白己的生活还要靠我的兄弟赡养，而我的兄弟们也只是小本经营的普通商人，而且，就算他们有钱，难道我能伸手朝他们要钱?可是，作为共产党员，我又无权向党组织诉苦，因为1959年的秋冬，整个祖国的经济形势已经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我岳父、岳母的)女婿，回国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最害怕见到自己的女儿和岳母。因为我们夫妻双双出国工作，在广州的小女儿，只能由她的外婆代为照看。女儿每次看到我们，总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在她身边多待些日子。可是，我们刚刚抵达广州，休息几天之后就必须北上京城，接受组织下达的新命令。

　　抚摸着女儿的头，我说：“小梅乖，爸爸去北京，会给你带回许多东西。”女儿哭着说，“小梅不要东西，只要爸爸!”岳母的牢骚更大，“你们既然要出国，就不该把我从国外喊回来!我这么老了，还要替你们照顾孩子!你们谁都不要出国工作了，难道就你们夫妇俩有本领，非你们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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