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全部稿费，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为止，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1976年10月初，东兴主任到毛家湾检查毛主席遗体的保护情况，顺便到"毛著"编委会看望同志们时，还指示过，要把毛主席的稿费124万多元人民币用在出版毛主席著作上，并交待要把编委会人员的生活搞好。后来没有动用毛主席的稿费。

　　"记得是到了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费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当时，东兴同志对毛主席的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由东兴同志签发，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关于稿费使用情况，汪东兴同志每半年要向毛主席书面汇报一次。

　　"当时，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当年资助过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如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千元，分上、下半年两次。给王季范的那一份，几乎都是王海容来取。远在湖南的毛家亲属偶尔来京看望毛主席，也是从毛主席的稿费中开支食、住、行和看病等费用。如毛泽连等。还有，不定期地给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有限，仅仅是作为解决临时困难之需。再就是主席家里因工资不够的部分，也会从稿费中解决，以贴补家用。但是，毛泽东对稿费的使用是很严格的，要由吴连登等向他老人家写出报告，经他老人家亲自批示同意后，才能从由中办特会室掌管的毛泽东的稿费中提出少量费用。"

　　"1972年，作为毛主席那里的备用金，张玉凤经张耀祠同志批准并报汪东兴同志备案，从中办特会室取出3万元。但是，这笔钱一直没有动用过。两年后，张玉凤将这3万元原封不动地退回了特会室。"

　　"1974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千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当时，贺子珍在301医院住院，我把8千元送给她时，好感动。她说：‘这钱就放在你那里，我需要开支的时候再取'。后来，我几乎每周都去一次301医院，总不见她要买点什么，就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和录音带和生活必需品。贺子珍在住院期间花了4千元。我就将剩下的送给她。她再三推辞，坚决不要。最后只得放回毛主席的稿费中"。

　　吴连登说到这里，补充道："这四个8千元的稿费，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后，生活发生困难引起的。那些年，李讷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买柴米油盐、要请保姆、要买奶粉，再怎么省都不够。因为毛主席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李讷，实在没有它法了，只好找到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毛泽东阅后，不觉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哪好说个准数，就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这才同意从稿费中给8千。我没有将这8千元全部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要就难了，就以李讷的名义存进银行5千元，交给她本人3千。李讷感激得连声谢谢叔叔的安排。李讷拿到8千元后，毛主席出于对其亲属的关怀，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千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吴连登还向汪东兴汇报了郑长秋披露的一件事：

　　1972年的一天，身着军装的张玉凤坐着华沙轿车来到中办特会室，说明经汪东兴同志批准，主席处(其实是江青)需要8千元特用，还要崭新的大票(当时最大的人民币面额为10元一张)。特会室一下子哪有这么多的新票、大票？郑长秋就对她说："我们一道去银行取吧。"

　　在西单北边一家银行，郑长秋自报家门："我是中办特会室的财务，名叫郑长秋。郑长秋？噢，知道知道，通过不少电话，中办特会室有这么个人。但从来没有见过面，今天怎么带着一位年轻的女军人来？

　　当时是一种什么政治氛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银行领导觉得情况异常，稳住，先稳住他俩，连忙解释道："我们行现在没有这么多的新票，要到库里去提。请二位稍等。"说着话，已经把他俩请到客厅里，又是敬烟又是泡茶地招待起来。

　　紧接着，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部查询有关情况，待得到"不知道"的回复后，又拨通了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这才真象大白。而此时，郑长秋和张玉凤已经在这家银行被客客气气地"软禁"了两个小时。

　　可见，当时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并非易事。

　　"文革"出版的"毛著"数以亿册计，但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

　　汪东兴严正指出："10年文化大革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等数以亿册计。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现在竟有人造谣说，毛主席搞特权，以权谋私，在文化大革命中拿了多少多少稿费。这些人诋毁毛主席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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