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3000米外山路上那一团团火光，我明白一切都完了。车臣匪徒摧毁了支援我们的车队，马上就会进攻我们所在的高地。果然，车臣人的火箭弹一发接一发地向我们打来；陆军的炮兵们也“不失时机”地“眷顾”我们。我趁着无线电台还剩余一点电量，向总部要求炮兵重新修正坐标。而我得到的回答却是：“立即突围，这是命令！”我担心这可能是车臣人的诡计，于是和通话人对了事先约定的暗号。暗号正确！我急忙问道：”怎么撤退？请解释一下，您在后方看得比我们清楚。但是，您要知道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弹药也快没了！”回答简单得让人休克“战斗突围！”随后，蓄电池彻底没电了，我们同后方失去了所有的联络。

　　来自后方的炮火越来越密集，我不无讽刺地想，炮兵们也许从未有过这样“精准”的射击。我和各分队指挥官商量后，决定分两组突围，一组由我带领，另一组由维克多中校指挥。我带领的这一组先突围，维克多中校这一组留下来做掩护，过半个小时之后再突围。我这一组一共有38个人，我们从山顶下来，顺着峡谷来到了车臣人的后方。他们根本没想到我们会从这个方向撤退，因此我们得以平安钻进一片丛林。至今，我都无法回忆起自己到底是如何走进这片树林的。我一会儿手脚并用紧贴地面爬行，一会儿又匍匐前进。躲入树林后，我的队员们随即瘫到在地上睡着了，他们实在是太困了。我试图推醒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我没睡，我没睡”眼睛却根本睁不开，2～3秒后，头又聋拉下去了。就这样，我和副队长两人为他们警戒，轮流睡一会儿。大约过了4～5个小时，车臣匪徒的巡逻兵发现了我们，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车臣人几乎挺直身子冲了进来，他们很快为此付出了代价―被我们悉数击毙。

　　趁车臣叛匪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我们钻进了树丛后面的一片玉米地，然后向山下跑去，正好来到了被敌人烧毁的车队前。我感觉到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到嘴的猎物的，于是向断后的队员下达任务，布设绊线地雷，车臣叛匪的追击步伐果然放慢了。我们的狙击手掏出烟幕筒，向玉米地和树林方向掷去。在烟雾掩护下，我们拼命地向后方撤退。在一个采石场附近，我们还发现了两个遭袭车队的幸存者。我们来到了采石场边上，前面是一块田地，2000米外就是我们部队的营地。就在我们走到距离自己阵地还有150米左右时，有几个车臣叛匪突然从树林里向我们开火，一位队员就直接倒在我的面前。我迅速转过身来，朝着树林方向就是一梭子，一个车臣叛匪被撂倒了，其余敌人也被我们猛烈的火力消灭。

　　我们回到营地后，听到了几个可怕的消息。首先，维克多中校带领的那一组再次遭到了己方陆军航空兵的攻击，加之炮兵对高地的轰炸和没有计划好的撤退，55人的队伍中共有11人牺牲，23人受伤。而9月15日统计的我们部队最终伤亡情况为36名官兵牺牲，70多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伤亡是自己人的火力造成的。另一个可怕的消息是车队遭到车臣叛匪伏击时，总部命令我们的14名预备队员投入战斗，结果同样遭到了毁灭性的伏击，12人牺牲，2人受伤。此时，我能对那位情报局长说的只有一句话：“对不起，我们已竭尽所能。”

　　遗憾的是，我们生活在俄罗斯

　　1999年9月，俄罗斯许多媒体都报道了此次新拉克高地争夺战。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下，此次行动的领导人想得更多的不是向媒体透露情况，而是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隐瞒事实真相。尽管如此，记者们还是从受伤官兵愤慨激昂的讲述中了解到，在达吉斯坦，发生了俄军历史上最可怕的悲剧：由于领导人马马虎虎的工作态度，自己人肆意打死打伤自己人。媒体报道后，公众反响巨大。虽然军事总检察院就此展开了刑事调查，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显然，个别高级军官和将军的个人前途远远重于数十名普通官兵的生命。

　　如果这次战斗发生在美国，那么所有特种队员都会被视为民族英雄，甚至可能以此为题材拍摄类似于《黑鹰坠落》的电影大片。与我们部队的遭遇相比，美军在索马里的战斗根本不值一提。再换一个角度，如果这次战斗发生在苏联时期，那么阵亡队员的名字不仅会用来命名少先队和学校，还有可能成为城市、村镇的名称。遗憾的是，我们生活在俄罗斯。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时期发生的这次悲剧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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